民国年间，印坛群雄并起。津门印坛有“三印人”之说，即：穆寿山、王雪民、张穆斋。
　　三印人皆生于清光绪年间，论年齿以穆氏为长。穆寿山字云谷，生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其早年治印喜学徐三庚，曾自集《徐三庚印存》一部。后致力于玺印、封泥、瓦当研究，以其神韵入印，自成面目；印作苍古拙重，气魄宏大，与吴昌硕印风相融合。吴昌硕见到《寿山印存》，击节称赏，为作题记，广为延誉。王钊字雪民，生于光绪八年（公元1882）。其治印纯师周秦古玺、汉印，佳作颇多，而穆然恬静，浑然湛凝，无忒无挑，庶几独到。又以甲骨文入印及印款，别有奇趣，为篆刻界首创。张朴名良朴字穆斋，生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5）.治印初摹《飞鸿堂印谱》，后上追秦汉，下学时贤，卑弃凡庸，不从流俗，气象高古。
　　穆寿山、张穆斋皆出于天津回族世家。穆寿山居城西先春园，与张穆斋既是近邻，有又通家之好，遂得入穆氏门墙。
　　张穆斋世居天津城西大药王庙，其祖上为江宁（今南京）上元人。明初由河南虞城迁沧州羊房村，后又落藉津门。张穆斋先世数代为清太医院行走，以“咽喉科张”闻名于世。穆斋父张湘秋，别号湘秋老人，通诗文，曾任教于梁家嘴放生院小学。穆斋弟致高，字普航，曾任铃铛阁中学校医。
　　因了良好的家世，张穆斋自髻年即喜诗文、书法、篆刻。初习篆刻，临摹《飞鸿堂印谱》。其弟子蓝云先生尝言：“张穆斋先生教授中学，其人落落寡合，讷于言辞，可内心聪颖，才思敏捷。早年印作受明清风气影响，后入穆寿山门下，印风为之一变，犹喜古鈢。他治印上追秦汉，然不泥古。观其刻印，大气磅礴，刀石相碰，铿锵有声，一印之成，又不失法度，不着痕迹，浑然天成，真是个享受。我治印，受其影响颇大。惜天不假年，他甫过不惑，即去世，令人叹惜！”
　　张穆斋治印，有其心得，尝谓：“刻印以古朴生动为主，若甜俗呆板便不足取矣。”他所言的“甜俗”即“甜熟”，即光滑媚世从俗之作。他盛赞王雪民治印“周秦汉魏，无不抚摩，皆得神似”。他治印，于古鈢汉印，多方汲取，又变化多端，大开大合。对同侪的章法、刀法多有取径，行成自家风格。
　　1933年，张穆斋出版《仿汉吉语印谱》（一函四册）。1935年，出版《古玺印谱》，其自序中写道：“自民国八年即仿治古印，至今仿印五百余方，其中古鈢之精者约七十余方，益以吾友朱君镇麾所仿四十余方，共得百二十方印，拓成谱以供同好，因赘数语于卷头。”可见其对古鈢之深好。
　　我曾见其《殷契类纂补》（稿本），其甲骨文落笔老辣，颇显功力，洵是高手所为。
　　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张穆斋手写吴大澂《愙斋集古录》抄本。卷前有曹鸿年亲笔序：“吾友张君人牧，嗜古成癖，对于钟鼎彝器，龟甲兽骨，以及鈢匋化布等拓片，博搜遍揽，复专精于篆刻，故所作见重于艺林，其所以致此者，殆非偶然。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尝以所摹《愙斋集古录》、《长安获古编》、《陶斋吉金录》、《攀古楼彝器款识》索题，余因钦其励学之苦，无间朝夕之专，愿为之序，以冠诸卷首。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沽上松寿轩曹弘年。”此抄本极似刊印本，从曹鸿年的序中，可见其用心之精，嗜古之深。
　　《常识画报》是当时天津文化艺术类刊物，上面经常刊登张穆斋的印作。画家姜毅然先生评价：张穆斋先生的铁笔于津门影响其大。
　　张穆斋因其文人性情极强，一生落拓。他与津门画家曹鸿年，常以一印易一字幅，亦大不易。因此常常空手而归。可见，一艺之成，亦有幸与不幸。
　　张穆斋晚年患半身不遂，不能再刻印，家庭经济陷入困境。蓝云先生的哲嗣蓝兴伍说道：“张穆斋病后，家父主动为他代笔捉刀。帮助张先生渡过难关。此事，其堂弟张仲先生曾撰文在《天津日报》上发表。四十年代初，家父在报刊上发表自己刻过的一方印，引起画家吴柏年之子吴竹生的质疑。因为这方印本是吴柏年找张穆斋先生刻的，存在吴竹生手中。于是，吴竹生著文在报上向家父提出质问。家父没有给予任何理论。时过将近半个世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次笔会上，吴竹生先生邂逅家父，因有张仲先生的文章在前，吴竹生得知真情。两位耄耋老人竞相向对方道歉。”
　　1944年的寒冬，贫病交迫的张穆斋，仍着一袭夹袍。尽管蓝云、崔彤霖兄弟鼎力相助，但他神情恍惚，投河自尽，甫过四十。
　　张穆斋身后萧条，其所治印，大多散佚。其弟子有：蓝云、鲍景惠（名作曲家鲍元恺之父）、崔彤霖等。

                                    张穆斋印作赏析

    引言
　　人之所可名世者，不独文章，虽艺亦然。有以棋名者，以射名者，以歌名者，以丝竹管弦名者，古今来不可胜纪。而艺之大者，惟书与画，挥洒一时，流传千古；后人得以珍之玩之，袭而藏之者也。推之篆刻，亦近似焉。夫以石为楮，以铁为颖，以朱为墨，以斯籀为模范；其审势布局也，端庄而无板滞，其凝神运腕也，刚健而含婀娜。可谓泄天地之蕴，夺造化之奇，与名人书画异曲同工，艺亦大矣。然考诸史传皆不载，岂无人足名之耶？抑诸艺之工，古胜于今，而铁笔之法，转有待于后人耶？（语见《十友赞印正》序）
　　民国年间，吾邑虽有“津门三印人”之说，然只限于乡闾。三印人之作与同时之西泠、海上诸家相比，可与之比权量力。然文风所限，遂使其名不彰，艺不显，令人感慨万千。余之所以抄述前言，盖吾邑三印人皆是“艺亦大矣”之材，有如是之人而不得表彰之，真士林之遗憾矣。
　　张穆斋先生蕴玉抱璞，生前坎坷，身后萧条。其印作大多散失，搜集殊不易得。余之友人，香港十七草堂主人凌翔兄，藏张穆斋印作十方，今年夏初，钤拓于我。见先贤手泽，感动莫名。朝夕观瞻，叹先生身世之飘零，赞先生艺事之高雅，遂将赏析心得数语，赘于印后，方家见余拙言，不以齿冷，亦是幸事。
　　噫，张穆斋先生已千古矣，传与不传，固不俟区区之小文，然有此小文及数方印拓，吾邑后学欲知先生之艺事者，不更可祥乎。
　　导论
　　有论者谓：篆各有体，庄重典雅中风神流动，此在笔法。然有轻有重、有屈有伸、有俯有仰、有去有往、有粗有细、有强有弱、有疏有密，数者各中其宜，乃为合法。否则，一步于俗书，愈改者愈远矣。 
　　篆刻一道，无非篆法、章法、刀法。张穆斋深谙先秦文字，用字准确，犹其古鈢，无一字不合古法，且究心于章法，谋篇布局，极为精道。之于刀法，正如其所言“刻印以古朴生动为主，若甜俗呆板便不足取矣”，张穆斋如是说，且如是作。

    张穆斋印作，详见《新天津》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