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

舅舅病了。很严重。我于是冒了严寒，去潍坊看他。那天正好是腊月初八，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2015年的春节好像还是眼前的事儿，转眼，就又是春节了。直觉得这日子，怎么这么不禁熬呀。

舅舅的病房在一楼，那里住的，是清一水的肿瘤病人。但舅舅并不知晓自己的真实病情，又或者，他只是在配合着自己的儿女演戏，他是用了一种难得糊涂的方法，抗拒着无情的病魔。

见我进去，舅舅坐了起来。他微微地笑了一下，眼睛里没有多少光彩。在床边候着的，除了他的一双儿女，还有我的母亲，舅舅的亲妹妹。他们这一对老兄妹，在暮年的时候，因了儿女的关系，住在了同一座城市。他们就像小时候一样，经常地坐在一起闲谈唠嗑。话题琐碎到比小孩还要小孩。其实人老了，都会变成小孩的。

记得小时候的大年初二，是件非常令人期待的事儿。因为每年的这一天，是雷打不动走姥姥的时间。母亲总是很兴奋，穿得板板正正，准备好给娘家的礼物。那时候女人走趟娘家不容易，因此尤为显得郑重其事。但我真不记得那时候会带什么像样的东西，无非就是黑皮包里装着青援饼干，蒙着花布包袱的箢子里装着自己蒸的大饽饽。条件好的时候，可能会有几个油炸果子。

那时候家家都穷。日子年年都是捉襟见肘的。父亲和母亲巴结一年，也没有多少收入。但舅舅家却不一样，从我有记忆开始，舅舅家就是高门大户，阔绰得很。

我们家的窗户是木头的，小小的格子上糊了白色的窗户纸。舅舅家的窗户是玻璃的，木头的窗框涂着红色的漆。我们家只有一个三屉桌，舅舅家却有高低柜。我们家的镜子支在桌子上，小得仅能照见脸庞。舅舅家的镜子挂在墙上，大到可以照见全身。镜子的一角，还绘着两朵色彩浓郁的牡丹，一朵是红的，一朵是黄的。

而每次一到舅舅家，舅舅总是说：“炯彩来了……”炯彩是母亲的学名，舅舅一直都是这样叫的。他从来就不会用村庄来代替母亲的名字，而在当时这是多数人对于出嫁女子的统称。我于是觉得舅舅非常的高大上，包括他们名字里共有的这个“炯”字，也让我感觉相当不俗。母亲说，他们这一辈是“火”字辈，所以祖上取了个“炯”字。“炯”，光明也。而舅舅又是他们那一辈的老大，所以取了个“元”字。于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舅舅以大哥的绝对姿态，带领一众族人，将日子过得蒸蒸日上，风生水起。

舅舅不仅是过日子的好手，他长得也很帅。若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又帅又有才”。舅舅身材很高，至少也得一米八五。方脸膛，宽下巴，肤色黑里透红，却是非常细腻。双眼皮，大眼睛，鼻梁挺直。一开口说话，不仅声音洪亮，还充满了幽默感。每次去舅舅家，总是高朋满座。左邻右舍的都喜欢过来凑堆，他们把舅舅围在人群的中心，听他讲着一桩又一桩的趣闻。同样的一件事情，若是舅舅描述起来，就格外的有滋有味。一浪一浪的笑声此起彼伏，它们透过红漆窗框的玻璃窗，传到院子里去。

没错，舅舅的家，总是很热闹。

舅舅其实是个瓦工，他不仅会在家里种地，还会进城作活。而他的手艺又非常精湛，做出的活质量好到让人无话可说。有一次舅舅给一家工厂砌了一管又高又大的烟囱，据说烟囱这活最不好做，多数烧起来会呛烟或者不顺。果然，舅舅的活完工没几天，工厂就找上门来了。舅舅不等对方开口，便说：“效果不好我可以重做，不会多要一分钱……”话没说完，对方就笑了：“不是不是啊，是做得太好了！烧起来那个顺啊！可是炉火熊熊的，太费炭了啊……你看能不能再给弄弄，让它别那么顺啊……”每次讲到这里，舅舅都会哈哈大笑。听的人也会哈哈大笑。工厂方面确实精于算计，但却侧面地衬出了舅舅的一手好活。很快，舅舅便靠着精湛的技艺和世代相传的诚信与善良，拉起了属于自己的队伍，然后便在当地的小城，一干就是十年。

十年。舅舅恰好占据了中国建筑业较早时期的一段黄金时间。他的日子，愈加地红火起来。

我们家却一直就穷着。父亲不会什么手艺，除了种地，还是种地。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母亲于是常常皱起眉头，向前来看望她的大哥诉苦。

记得有年春节，舅舅又来看母亲，他和父亲面对面地坐在家里的土炕上喝酒。本来气氛蛮好的，后来不知怎的，一直陪在一旁看他们推杯换盏的母亲突然哭起来了。她对着舅舅哭诉父亲的无能和日子的艰难。面对抱怨，父亲并无辩驳，他只是尴尬地沉默着。舅舅的脸色却渐渐难看起来，他耷拉着眼皮，正眼不瞧地把我的父亲数落了一顿，一边说还一边擦起了眼泪。那股对妹妹的疼爱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舅舅比母亲大七岁。都说长兄如父，在舅舅和母亲的感情里，定也搀杂了这样的成分吧。

母亲总是说：“我小时候，你舅舅对我可好了。有一次他去赶集，回来的时候轻轻走到我面前，也不说话，只把手摊开让我看。我一探头，啊，他手心里有两个好看的发卡……”母亲每次说，都是笑着，眼睛里似乎还有泪花，末了总不忘补充一句，“那时候的日子，多穷啊！你舅舅还不忘给我买两个发卡……”

舅舅生于1944年，他的青年时代正是我们国家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贫穷，而且混乱。姥姥家成分不好，舅舅的日子可想而知。但无论是物质的匮乏，还是精神的苦闷，都没有将舅舅击倒，他依旧笑吟吟地，把日子过得诙谐无比。他的另一个故事，让我每次想起，都会偷偷地笑出声来。

舅舅那一代人，抽烟的很多。有一回不知道是谁送了舅舅一盒“蓝金鹿”，他舍不得抽，就一直放着。结果时间一长，烟有点发霉了。他很伤心，又舍不得扔，便想了一个办法。他带着这盒烟去了当地的供销社，指着货架上的一盒“蓝金鹿”对服务员说，“给我拿一盒。”服务员拿过来，他便放在口袋里。然后又看着货架说，“还是给我拿‘红梅’的吧，这盒不要了。”于是便把口袋里的“蓝金鹿”拿出来，还给服务员。这看似平常的一拿一退，其实另有蹊跷。舅舅当初放进口袋的是新的“蓝金鹿”，拿出来的却是发霉的“蓝金鹿”。新的“蓝金鹿”舅舅放在左口袋，发霉的“蓝金鹿”舅舅放在右口袋。他动作的微小偏差并没有引起服务员的注意，他就好比用了魔术师的障眼法一样的，骗过了服务员，得到了一盒崭新的“蓝金鹿”。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母亲讲起这个故事，我都不会觉得舅舅是在耍奸使诈，是用了什么为人不齿的手段骗取了一盒金鹿烟。那是一个可怕可恨可怜更可笑的年代，整个社会都陷在一种高度狂躁且人性扭曲的状态，成分不好的舅舅不知遭受了多少所谓“时代红人”的白眼，遭受了多少不该遭受的苦难。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又帅又有才”的舅舅甚至连个媳妇都找不到，直到三十岁才几经周折，寻到肯嫁他的姑娘。但舅舅一直就笑吟吟地，他带了几分幽默感地对待着这个偏离了轨道的世界，才慢慢地熬到了好日子。

世道变了，政策好了。舅舅施展拳脚，开始奔日子。在我的记忆中，舅舅家最不缺的就是钱。也许他一直就有着发家致富的良好基因。记得有年年底，舅舅在家给工人发工资，大量的现金吓得姥爷都不敢睡觉，生怕有什么闪失。

其实舅舅到底有多少钱，我并不知道。只知道当年我表姐高考落榜，他眼睛都不眨地就拿出2万块，让表姐读了一个自费的学校。那可是1995年的2万，我从网上一查，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0万块。

再后来，是表弟买房。那是2000年左右，舅舅不费吹灰之力，就为表弟在潍坊安了新家。没有一分贷款，也没有一分按揭。

再去舅舅家的时候，依然是高朋满座，大家说说笑笑，热闹得很。其实舅舅的威信，一直就很高，无论是走背字的特殊年代，还是如今的得意春风。他也一直都那么帅，也不见老。似乎每年去看他，他都是老样子。高个子，高鼻梁。宽下巴，宽嘴唇。一说话就笑，声如洪钟，幽默诙谐。

在我的印象里，舅舅好像一直都是40几岁的样子。而因了他的健康，我并没有每年都去看他，尤其是结婚以后。我总是想：“不用经常看啊，是那么年轻且富有的舅舅。又不是老态龙钟，落魄贫穷……”

   最近一次的见他，还是去年十笏园庙会的巧遇。当时我正专心地看匠人雕刻，忽听得有人喊儿子的名字。回头一看，哇，是舅舅！他带着表姐的孩子也在逛庙会呢。我叫了一声“舅”，他答应着，依旧笑吟吟地，声如洪钟。

    却突然病了。还那么严重。

去医院之前，我问母亲：“舅舅今年是？……”

母亲说：“72了……”

72了！我的心里，凛然一惊。舅舅居然72了！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舅舅其实早就迈进了人生的暮年。而作为年轻的后辈，我似乎只顾了自己的行色匆匆，却忽略了父辈们的苍颜白发。

而此刻病床上的舅舅，也确乎是一个老头儿了。他的腰身佝偻着，脸庞不那么大了，人似乎整个地缩小了一圈。我一向眼窝很软，为了不让舅舅生疑，我使劲地忍住了就要夺眶而出的眼泪。

母亲说，舅舅曾经问他：“我到底得了什么病？要是那种病，就别再治了……”

母亲笑着说：“什么病？老了的病呗……”

舅舅便笑了，说：“是啊，老了毛病就多了……等过了年，可别说我73啊，就说我74……”说完，又乐呵呵地笑开了，就像当年在老家，他被围绕在人群中央的时候，一模一样。

“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民间的老话。我的舅舅，撞上了一个令人提心吊胆的年龄。

从医院离开的时候，天开始飘起雪花。今冬的第一次强降温，如期来临了。诗人说，冬天到了，春天便也不远。是的，世间很多的事物都可以轮回，比如白昼与黑夜，比如春夏和秋冬。唯独生命，无法枯木逢春，返老还童。人生是单程票，那些离我而去的长辈，都永远地坠在了黑暗之中。想到病床上强颜欢笑的舅舅，我在愈来愈深的寒意里，情难自抑，泪如泉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