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岁清明

 儿时的清明叫做“寒食”。但存在于记忆中的，都是些温暖的样子。

 柳枝长了，小草绿了，村东的那条大河和小河，又听见淙淙的水声了。母亲找了些边边角角的布料，利用些边边角角的空闲，给我们姐弟三个做“夹袄”。那时候一年到头，除了春节能添件新衣，剩下的就是对清明的企盼。那时的冬天总是很冷，但没有保暖，没有羽绒服，手工缝制的棉衣厚厚的，非常臃肿。小小的我还不知道“美”的含义，总是把袖口涂抹得油光。母亲剪下一截穿破的袜筒，给我护在袖口上。但经过了一个寒冬，原本紫红色的袜筒，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可日子是贫瘠的，没有多余的棉衣可以换洗，我缩在脏兮兮的袖口里，等待母亲的夹袄。

    所谓夹袄，其实就是加了衬里的上衣。而里面的衬，多数改自旧衣。母亲心灵手巧，一本厚厚的书里，夹着一缕缕的花线，夹着她一个又一个的鞋样子。我翻了又翻，却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母亲是怎样地以此为例，给弟弟做出百日穿的虎头鞋，给我和姐姐，做出清明要换的千层布底。

      是的，清明。它是除了春节之外，也可以换件新衣、穿双新鞋的，唯一的节日。

风，暖洋洋的。教室里的我，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和同学一起，扯着嗓子读课文。

“大兴安岭，雪花还在飘舞，长江两岸，柳树开始发芽，海南岛上，鲜花已经盛开。我们的祖国多么广大。”

“滴答，滴答，下雨啦，下雨啦。麦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桃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葵花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小弟弟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滴答，滴答，下雨啦，下雨啦。”

那时的学校叫做村小，也只有一个老师。教室的墙上没有课程表，但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和美术，一科不落，上得很有秩序。老师似乎无所不通，他上一节刚领我们读了课文，下一节就教我们加减乘除。他自己走到校园的那棵树下敲钟，然后带我们围成一圈，玩起丢沙包的游戏。

那时候的假期没有严格的规定，也不用前思后想、绞尽脑汁地补假或者调休。除却必须的寒假、暑假、麦假、秋假，清明的假期，同样的名正言顺，约定俗成。

    读完了课文，又学完了算术，老师带我们排起长队，去村头的一处高地扫墓。队伍不长但弯弯曲曲，我们轻轻地走着，没有人说话。班里的女孩芹说一口很好的普通话，她每年都要在墓前发言，而发言的稿子，由我写成。第一句总是千篇一律：“怀着沉痛的心情，踏着沉重的步子……”而回来后写成的作文，全班也都是一样的题目：《烈士墓前》。年年如此，却不觉得重复。我们非常郑重地走在扫墓的路上，一派庄严肃穆。

放学了，我收拾好奶奶用花布做成的书包，开始了清明假期。回家的路上，班里的男孩攀上大树折柳枝，劈松枝，女孩们就在树下候着，然后各自分几枝，抱在手里回家。第二天一早，将它们在大门上一插，便有了清明的味道。

父亲正在一担一担地往家里挑水。村里的大井就在街道一旁，周围的石块砌得非常方正，它和村里的碾棚一起，聚集着村里最旺的人气。每每是早晨或者黄昏，大人们围住井台，用绳子或者扁担，钩一只水桶，伸进井口摆水。打满两桶，便用扁担挑着，“忽闪忽闪”，很有节奏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也经常地，会有人将水桶掉进井里。井边的人于是又大呼小叫地帮着打捞，孩子们也跟在一边，瞧着热闹。偶尔趁大人不注意，就趴在井沿上，望井里瞧。有时候很容易，水桶就被打捞上来，又或者多次都不成功，干脆就将它留在井里，却又被后来打水的人，给顺手地捞了上来。捞上的水桶不会易主，它安静地呆在井台一旁。

父亲挑满了一大缸，又挑满了一小缸。不知道是怎样的说法，反正无论过年还是清明，父亲都要把水缸里的水，挑满。而第二天早晨，当我揭开缸盖舀水洗脸，必定会有一棵菠菜，青青绿绿地，漂在水缸里。奶奶说：“清明用这样的水洗脸，清神明目。”我那时候很小，但对此深信不疑。我虔诚地撩起水缸里的水，撩起离菠菜最近的那汪，我将它们轻轻涂抹在眼睛四周，感觉整个人，顿时神清气爽。

母亲做了荷包蛋，七个。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姐姐弟弟，还有我。一人一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迄今为止，酱做的荷包蛋，仍是我最爱吃的食物。母亲先将煮熟的鸡蛋剥了皮，再用刀将蛋清部分割上四道豁口，然后，再炼油、进锅，加上酱油，缀上韭菜。既进了滋味，又减了油腻。盛进盘子，母亲说：“一人必须吃一只。吃了，身上不长疖子。”孩子们很快抢食，而大人们也没有推让，各自吃下属于自己的那只。平安是福，身体的康健，对贫瘠的家庭来说，意义深长。

吃完荷包蛋，我滑下炕沿，去看锅台上，泡在胭脂里的鸡蛋，还有鹅蛋。

大概有十几只。鸡蛋腌在大瓢里，是红的。鹅蛋腌在小瓢里，是绿的。

胭脂是奶奶早就买下的。外地的货郎每隔一段时间，必定会带着他的拨浪鼓，来到村里。母亲说货郎的村子叫做“南坦”，这奇怪的村名让我感觉它相当遥远，就像是一段“外星人”的距离。况且那货郎当真是一派仙风道骨、鹤发童颜。他留着花白的胡子，弓腰驼背，他的小货车里，针头线脑，五花八门。他的拨浪鼓一响，整个村子顿时蠢蠢欲动。那些瓶瓶罐罐、香粉胭脂，对村里的大人孩子，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

母亲出去换针，粗的细的，长的短的，密密地排在黑色的纸包里。还有花花绿绿的头绳，各种名字的小人书。

奶奶买了胭脂。玻璃的小瓶，塞着皮塞。她将它们放在抽屉里，等待清明。

我买了一本小人书，题目叫做《江上渔歌》。手绘的版本，黑白的线条勾勒出芦苇、小船，勾勒出飞翔的海鸥和水波荡漾。

我的小人书看完了，奶奶的胭脂也已经泡上。蛋们围成一堆，正在变成全新的模样。我用手轻轻地拨动，看是否已经着色。我要拿着这些彩色的蛋，去院子里荡秋千。

那时候的院子很小，爷爷却总能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打上两根木桩。清明，除了插在门上的柳枝，除了染在瓢里的鸡蛋，更必不可少的，是院子里那一挂秋千。

挖了土坑，埋了柱子，绑了绳子，挂上板子。那时候，似乎家家都有一块两头有孔的木板，家家都有几根粗粗的大绳。每到清明，它们就被从棚屋里拿出来，搭成秋千。如果有哪一年爷爷说：“今年不吊秋千了，去别人家打吧。”那感觉是既伤心，又没面子。屋前的艳艳家有秋千，屋后的萍萍家也有秋千，还有隔了一条胡同的梨梨家，她家的秋千，可是全村最大的。要是我们家连个小的都没有，那这清明，该是多么的没有意思。

于是，只要爷爷流露出不吊秋千的意思，那我们姐弟仨，必定会群起而攻之。我们使用撒娇、哭闹等各种手段，让爷爷放弃原定的计划。而每次，都会成功。爷爷在清明前一天，必定又钻进棚屋，拿出吊秋千的工具。

拿了红皮鸡蛋，我和姐姐在院子里荡秋千。我还约来了住在南大街的小妮，她家里有姐妹三个，重男轻女的父亲对于她们的任何要求，多是置之不理。我于是非常高姿态地表现出友好，她呆在秋千上的时间，也远远地多过我和姐姐。她的胆子很大，她荡秋千的技艺，也非常之高。她经常站在秋千上，带着我一起，手脚并用，把个秋千荡得老高老高。

天已傍晌，口袋里的鸡蛋被我摸得有些发烫。很多小孩在玩碰蛋的游戏，但我只是旁观，绝不参与。我不舍得。我本来就不擅长比赛，对于这样的赌局，就更是没有信心。我于是捂着口袋里的红鸡蛋和绿鹅蛋，捂了好几天。直到它们自己在口袋里碎了，我才恋恋不舍地，剥掉已经碎了的蛋皮。不过就是一只水煮的蛋而已，不见得多有滋味，但因为清明，因为胭脂，它就那样扎实地站在我的童年里，挥之不去。

岁岁清明。今又是。

长大了，心野了。世界，也变得小了。再在院子里吊一架秋千，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它早就从院子挪到门前，再从门前挪到街里，直到如今的销声匿迹。它变成了公园里的一处景点，从木制变成铁制。在儿子的心中，这就是秋千的模样，但坐在上面的我，无论怎样，也荡不回从前的时光。还有酱色的荷包蛋，长大成人的我，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母亲的味道。我怀念着“一人一只”的古训，怀念着水缸里，菠菜那脆生生的模样。而罹患多年的眼疾，久治不愈，它是否也在怀念，当年的那一捧，绿水汪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