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偏居一隅，我写诗

                 孔灏

    我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一个名叫海州的古城居住。每天清晨，我要乘坐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达我的工作单位，基本上是从南向北穿越了一个城市。所以，我的偏居一隅首先是地理上的。

    但另一方面，我也愿意赋予我的“一隅”以更多的含义。比如，我希望我的“一隅”是自己心灵的一方自由的天地；比如，我希望我的“一隅”是自己对于诗歌的独特的理解与追求；再比如，我希望我的“一隅”是自己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里没有被污染的最后的家园……这样，我就可以不被流俗所左右，不受打扰的做好“自己”，写好“自己的诗歌”。

    其实我又深深地知道，上面那段话说的非常自不量力。毕竟，我虽然写了二十多年的分行文字，却直到现在都不敢跟别人谈论“诗”为何物。2007年，在经过很认真地思考之后我鼓足勇气写出了自己的所谓诗歌创作理念：我一直希望我的诗歌创作是东方的、中国的，同时也是两汉的、是盛唐的。我认为，很多时候，诗歌沉静地守在那里。她等待着生活的召唤，等待着山水的应和，她等待着思想的淬火，等待着历史的激活，她甚至、还在等待着死亡的胁迫！是的，她等待着——她等待着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也超越了语言和文字的自由的飞翔……而幸福，是她的一只翅膀；苦难，是另一只。在“活着”与“写着”之间，诗歌必须要与生活相通、相融进而产生出唇齿相依的幸福与疼痛。归根到底，好诗存在于每一个人求真、向善和思美的生活之中，同时，一首好的诗歌也应该是使人求真、向善和思美的，好诗必须散发出写作者灵魂的香气！为了说得更具体些，我甚至直接提出写诗就是要“好好说话”，也就是要说好“人”话、说好“真”话和说好“汉”话。这样的认知，恐怕是要让许多能够侃侃而谈诗歌理论的诗人、学者们大跌眼镜的吧？

    很多年以前，有幸在电视上听袁行霈教授讲李白诗歌，与袁先生引用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句猝然相逢，我几乎在没有完全搞清其含义的情况下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句诗，而且，再没有忘记过。很多年过去了，我没有认真地探究过那是出于李白的哪首诗，更不知道这首诗的主要内容，却毫无进取心的满足于记得这两句，并把它珍而重之地藏在自己的“一隅”（又或者，这两句诗也是构筑我“一隅”的组成部分？）是啊，在一个科学昌明和物欲横流的时代里，难道连诗歌也必须是可解剖和可实用的吗？

    当然，我的偏居一隅绝非远离生活。恰恰相反，一个真正的诗人，从来都应该是一个融入生活、永远在“场”的人。这样，偏居一隅的意义才可以突显出来：因为偏居一隅，就可以客观地看待世界，体验生活，就可以理性地审视诗坛，辩析真伪，就可以不被各种理论和主义吓倒，不从众，不跟风，坚持朴素、温暖、美好而又有传承的汉语写作，就可以安静地在一个小地方居住、写诗，听人谈论起诗人时不脸红，不感到羞愧。

    由于工作关系，也曾有幸亲聆过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的几次开示。一次，大师用四句话妙论人间佛教，说人间佛教就是“佛所说的，人所要的，净化的，善美的”。一听之下，豁然开朗，突然想到，大师其实也是在说诗歌啊！如果，把那个“佛”字换作“诗神”，一切关于诗歌的问题，不是全部可以解决了吗？

    ——当诗歌已经成为了一个人的宗教，那么，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当然不需要、也不可能再为自己心中的上帝或者佛陀下定义！

（俺读后：孔灏的诗是古典的、牧歌的。）

沿着雨水回家的方向，沿着

蜜蜂、蚯蚓留下的足迹

我带女儿认识一些植物

从名字开始，我让她记住西红柿

水稻。辣椒。空心菜

这一日三餐出现在餐桌上的植物

是我们在侵害它的颜色、花朵

消耗完它的生命

而我们总是理所当然

同时，记住租住在枝叶上的穷亲戚

七星瓢虫。蜗牛。萤火虫

记住枸杞，它身上的刺

可以带来疼痛

记住悬挂的苦瓜，像一剂药

清热解毒

有时，它也就是命运

是我们的生活

捂紧那么多的苦，决不开口

如果要认识更多的植物

我希望三岁的女儿

重新给它们取名。比如

——温暖。比如爱、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