鲲西老人，今年九十有六，上海的文化人，却是闽乡贤。上海辞书出版社出其文史随笔《寻我旧梦》，首篇即《哀方言》。我是在《中外书摘》（2011第12期经典版）上读到此文的，因为也哀过方言，“于我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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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方言

鲲西

客从故乡来，说故乡事，对于我这个离乡数十载的人，听故乡事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我的家在福建东南福州市，旧属闽侯县治，如今是福建省会。地处亚热带，适宜于种榕树，所以在福州城内外多能见到合抱十数围的老榕树，盘根结枝，是这里的一个景观。生于斯，长于斯，虽然早早出外读书，但从没有忘记自己说的一口纯粹的福州话，乡音无改，自古而然。可是在来客欢悦的谈话中，却被告知福州话亦即福州方言正濒临灭绝的危险了。我感到惶惑，心不由得往下沉。

在我十五六岁时，一位也在外省任职的长者这样对我说：“我们福州方言包含有最多古音古义，譬如炊具炒锅，惟独福州话叫鼎，鼎是古代的食器，如今出土陈列在博物馆的鼎，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古代作为食具的鼎。”风雨数十载过去了，长者也久已作古，但他的话言犹在耳，我从没有忘记。难道我所熟悉的极富有表现力的家乡话真要消亡了吗？

这或许是历史的进展使然的，如今我们是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度，人际的交往没有比现在这时代更频繁的了。这就需要一种为全国人民都易接受的共同的语种，而不具有地方色彩的普通话自然是首选。所以普通话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语言，甚至是一种代表中国的官方语言，是历史演变的结果亦即历史大势所趋。

反之地方语言被淡化以至于被扼杀，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另一原因是它遭受人为的扼杀。这种扼杀所呈现的方式是以行政手段实行干预，从而使地方语言边缘化。譬如禁止在学校使用方言，这就是至少在福州这一地区压缩方言最严厉的举措。以至最后在家庭之内的成员也讲普通话，方言失去了它的活力以及最后这块阵地。人们并不低估普通话所占有的优势，但方言的灭绝意味着我们将失去我们文化遗产中最宝贵的一份。

但是同样在福建地区并不全是这样，闽南话在漳泉地区是通行无阻的，而且也不妨碍人们用普通话与外省人进行商业交易。福州的是极端的案例，因为它承受了太重的行政干预，造成濒临灭亡的危险。在其他方言与普通话并存的省份，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即年轻一代已不能说纯正的地方语言了，上海即其中之一，语种正面临着灭绝，这是世界性的问题，此处不能详论，但人们应当具有这样的预见。多年前我从近人黄氏《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读到章太炎《新方言》的片段，中说福州话“一”读石音云云，文太深奥，这里不具引。很幸运地我从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搜辑到许多则有关福州话和与其相关的习俗的小文，正因为多为外省人所写，所以弥觉珍贵。其中署名立励的作者《闽东的特色食品鼎边》尤隽永可读，作者是在福州邻县连江吃到这种大众化的美食，时代变化，鼎边糊已非昔日可比，其实做法很简单，鼎烧热放汤，加入廉价的海产品，已制好的米浆从鼎边浇入，入汤即熟，是地道的大众化的点心。此作者云或称鼎边为锅边即失去原意，“因为闽东称大锅为鼎，这是方言保存古义的一个实例。”话说得极好（文见去年五月七日）。又是这位有心的作者也是在连江看到他所不解的一件器物，文云“见到不少商店门口摞着口径约20厘米、用杉木制作未加油漆的小木桶。”经问当地人始知是蒸饭的木桶。其实这种蒸饭的步骤很简单，米先下锅煮滚，米捞起，米汤其实极富营养，但却作泔水不用。木桶铺纱布，米铺在上，关键在锅底铺竹制隔层，木桶即放在上面，以此蒸出的饭特别好吃。这是极古老的炊饭。《世说新语》卷四夙惠第十二节引如下：“宾客诣陈太丘宿，使元方、季方炊，客与太丘论议，二人进火，炊忘著箪，饭落釜中，饭今成糜。”云云。按箪，竹制，使木桶与釜中水隔开，不加箪饭自然入水变成粥，糜即是粥。引此一则，是说明方言与习俗的密切关系。至今闽东仍有部分人家保存有这样一种古老的煮饭方式，而方言所保存的也就是和生活方式密切关联的。

福州方言形容女子妩媚弄姿读音如诸侯的侯，字实无贬义，因为即使小女子过分活泼的亦可称侯。我久久不明其字，后读明人笔记始知实是鲎字（音侯），鲎属水族，雌体大雄体小，雌常负雄，因此雌雄不分离，以是人称之为鲎媚。《文选》左太冲《吴都赋》并见此字注云雌负雄行，渔者取必得其双。这就是福州方言所以形容女子弄姿为鲎的由来了。现代科学发现鲎到地球的时间比恐龙还早，约在四亿年前。恐龙灭绝了，而鲎却神奇地留存下来了。往时每到夏天福州都以鲎炒蛋佐餐，却不明白常常说的形容女子的侯（媚态）实是鲎字。

每一地区都有该地区的民歌，而民歌实际上是方言的派生物，方言消失了，民歌也同样不再存在了。民歌是历史和文化的沉积物。无数的生活海外的游子正以背诵幼时学唱的民歌寄托他们的乡思。我至今仍能读唱幼小时学的民歌，如“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横塘”，以及“真鸟仔啄菠菠，三岁孩儿会唱歌”，等等，此处“真鸟仔”实指男孩的器官。海外游子当他们重返家园时天真地以为还可再为家乡创作一种新的民歌，但如果福州方言已不再通行，他们会感到失望。民歌用一位海外作者的话说，是“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人文潜在力，是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无形的文化资产”。在福州当今天的儿童已不能讲纯粹的本地方言时，又怎能期望他们喜爱如我们小时唱的那些悦耳的民歌呢？民歌的生命是方言赋予的，方言式微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福州方言今天的遭际所显示的又一悲哀。

    语言不只作为人类之间交流的工具，这是卢梭和人类学家们早已指出的了，语言还包含着记忆的特性，这是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事物的称谓是这种内涵之一。两年前我又是在新民晚报“圆台面”这一栏目读到一篇令我欣喜若狂的小文章《爱上拌面》（2006年9月20日）。作者署名李建珍。拌面到处都有，但福州的拌面不同，因为是用切面晒干，吃时下锅，由这种切面下的拌面特别有吃口，因为有筋头。这位女性作者以她生花的笔写她如何在家中爱吃这种拌面。在福州都有一种各家相同的口头语，大众都管爱吃米粉面或切面的小辈叫面傻。小文勾起我的无限感慨，当然也有欢悦，因为正如作者说的，“也许，爱吃的不仅是拌面，还有对儿时生活的美好的回忆。”这些都要归功于从语言传递下来的讯息，方言是我们的记忆，是我们情感所维系。当然，它更保存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能让它消失吗？

我从家乡寄来的文史刊物上看到有识之士已在讨论如何挽救方言的流失，这是全国性的问题，也是专家和学者所思考和探讨的。对于福州方言这样一个极端的处境，当务之急就是去除人为干预的因素，像全国多数省份一样让普通话与方言并存，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扬和光大中国的古远的文化遗产。这就是我的殷忧，诗不云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而我在怀乡情中，尤不能不感谢《爱上拌面》小文的作者，因它勾起了我自己的无限的对于儿时欢乐的回忆。而维系这一情感的正是方言，所以方言是不能让它流失的。它是我们可以骄傲地向世人展示的数千年中华文明所遗留的灿烂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