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回国前的头一天，我和工友在纳杰夫工地上合影，右二是我，那年我才24岁。

现实生活很残酷

      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太多的不容易，你我身在其中没人能够幸免。这世上没有什么所谓的感同身受，很多时候，你的身后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影子，除此之外，并无他人。

幻想着从伊拉克回来会有一份相对好一点的工作等着我，没成想回国后领导依旧让我回工地上干活，我的美梦又一次破灭。没办法我只能还是硬着头皮去上班，继续在工地上干那些又苦又脏又脏的活。为了离家近一点我申请来到天坛医院工地，我不熟悉的一个班组。80年代初天坛医院建设刚刚开始，只有研究所职工食堂和锅炉房刚刚建成。

我被分配到一个南方人叫李伯华的木工班，他人能干也厚道，他也是硬着头皮收下我。时间仿佛又回到我出国前的样子，每天依旧是穿着脏兮兮破烂的工作服，像个猴子一样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好在中午能回家吃午饭，我那个躁动的心暂时踏实了那么一点。

回想起当年我一个不经意的调动，竟然让我在医院一个就是30年，在天坛医院工作直到2017年退休。这是我一生最幸运的，也是我引以为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了医院这个大舞台，日后让我如鱼得水有了让我施展的空间。我是幸运的也是有福气的，这件事想起来我都会偷着乐，

       在这个班组我认识了我一生的好友——刘同汇、张香山、陈英杰等一拨新的伙伴，我们几个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干活时总在一起搭帮。工作时走在窄窄的24墙上，扛着厚重的模板我在前他在后，他的力气比我小总是被模板压的滋滋歪歪。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时常给自己找乐，有时在楼上的沙堆边上架起一个横杆看谁跳的高，那才是老太太唱山歌穷欢乐。

        记得有一次干活，我在前他在后，也是走在老高老高的墙上，他忽然冲我喊起来：“我扛不动了我扔了啊，”，还没等我缓过神来，他就把模板从肩上扔出去，幸亏我反应快顺势也将模板扔了出去，就这一扔也把他扔出了建筑公司。从那时开始他就开始了逃离建筑公司的准备行动，80年代初的时候，但凡有点路子有点关系的都削尖了脑袋往外调。

       厌倦的情绪在我们这些年轻人身上逐渐蔓延，几乎每个人都在托关系找路子调离建筑公司，或者找人干一些轻松体面的工种。我是属于那种没有任何关系可以利用的，只有苦苦艰难的苦熬着，每一天对于我都是煎熬。现在想想生活哪有那么的顺心，有些苦只有自己嚼嚼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