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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杨绛女士大概是在读了钱钟书的《围城》之后，因为《围城》的附录里有杨绛女士写的《记钱钟书与<围城>》。那本《围城》也早已被一个爱书的朋友借走了，我有意索要了几回，他并没有要还的意思，所以，我只好又买了一本。记得原来的那本是蓝皮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买来一本白皮的，虽然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但感觉里总不如原来的那本好。据说我那朋友的书也不少，但大多是借别人的，因为爱惜，据为己有。也是从此之后，我的书再也不敢轻易借人了。那位朋友同时借走的还有几本书，市面上能找到的我都重新买了来。这件事，那一段时间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好像自己心爱的东西被人偷走似的，难受。

寻着杨绛女士的名字，陆续买到她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杂忆与杂写》是1997年冬天在我们县城购的，而《干校六记》和《将饮茶》是1989年冬天在市里的桥西书店购得。我有一个习惯，自己的书，常常在书的扉页上写点什么。这两本书买来的时候就记下了当时的情形。《干校六记》的扉页上写着：

因知钱先生之为人为书为学皆是当今中国之首魁，为求学求进步之士效法；又知钱先生的毕生压卷之作《围城》之分量，故想了解这些中国大知识分子的一些详情，而将其患难之妻的著述散文买下。此书为得奖之作，感情真挚，反映当时情形的真率等皆被有识之人认可。故将两本书同时买下，以备学用。

《将饮茶》一书的扉页上则写道：

1989年冬月20日，即今冬初雪之后第二日，到桥西书店寻《红高粱家族》，无奈已售完，而将此书买下。

此日路上皆冰，骑车行走如跳冰上舞，且时常有人做美丽潇洒的动作在冰上，是为可笑。行人皆乐，而不知其自己在何时又是一个帅的动作展览于行人。

那时我刚到河北师大中文系读书，闲暇常常逛书店，现在想起来，那情形仿佛历历在目。

知道杨绛的《我们仨》也已经很早了，但我是一个慢性子，总要等到新书沉淀一些时日再去翻阅，以为这样可以除去繁华，荡去各种媒体的燥热。一本书本来就是寂寞的东西，一个读者读一本书也是一件寂寞的事情，绝不像流行的韩剧，吵吵闹闹，浮泛一场。我的习惯可以使我静下来，慢慢品味书的营养，品味书的好，吸收书的一切有益的东西。

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杨绛就是在这种基调下一个人回忆她们仨的故事。

杨绛女士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失去了两个至亲最爱的人，她的寂寞可想而知。在这样的人间大悲面前，她表现的是那样的平和，她的心就是一个世界，辽远，空旷，剩下的只能是点点滴滴的温情。这是真正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滤尽一切繁华之后的清净，是荡涤一切污浊之后的清澈。她用平静的文字娓娓道来，向我们诉说着她们一家三口的经历。她又像沉浸在一场梦中，“这是一个‘万里长梦’。梦境历历如真，醒来还如在梦中。”一个学人的家庭，学者的家庭的发展轨迹清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她们跟我们一样是生存在大地上的常人，但她们又的确活得那样高雅，那样勤奋，那样卓越，超出了我们凡人。

杨绛写道：“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这是怎样的大寂寞呀。“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是一个智者的境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