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也被称为“士夫画”，是中国画之一种。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它也用来区别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苏轼曾提出“士夫画”，到明代的董其昌称道“文人画”，以唐代王维为其创始者，并目为南宗之祖。

唐代张彦远在其著作《历代名画记》中曾说：“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之所能为也。”近代陈衡恪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中国的文人画到宋代已经基本成熟。

当时的不少文人在仕途上已开始遭受排挤、打压，政治前途渺茫。在这种仕途不得意时，文人们就需要借助其它形式发泄自己的情绪，这时，绘画不失为一种调节不平衡心理的好形式。于是，在之前早已受到文人们赏识的野逸画派影响下，一股崭新的绘画思潮诞生了，这就是后来影响至今的文人画思潮。这股思潮最早先在花鸟画的领域蔚然兴起，之后便渗透到山水画领域。这些文人画家们在山水画领域大展身手，把文人画推向一个高潮。

从事文人画的画家们主要选择了枯木、竹石、梅花、兰花、菊花等为绘画对象，所以梅、兰、竹、菊也被称为画中“四君子”。这类题材能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正直、坚强、坚韧、乐观以及不畏强暴的精神，因此，被历代画家所热爱。

文人画题材讲究一定的内涵，借以抒发文人的“性灵”或个人的抱负，同时也寓有对民族压迫或对腐朽政治的愤懑之情。所以他们标举“士气”、“逸品”，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很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也因此，这些文人画画家们对世态炎凉的淡泊，对自身信念的坚贞和对独立个性的孤芳自赏等等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宋代，文人画的主要代表画家是苏轼、文同、扬无咎和赵孟坚。

苏轼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奇才，他不仅是杰出的散文家、诗人、书画家，而且还是颇有政绩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文学艺术方面的通才，天赋的造就和后天的磨练，使他豁达通脱，气魄宏大。

苏轼不仅仅是文人画创作的实践者，更是文人画理论的建树者。

他的绘画理论非常丰富，而且颇具特色。

他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一诗中写道：

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

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

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

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

而在另一首诗《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他写道：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

何如此两幅，疏淡含情匀。

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苏轼在《净因院画记》一文中更有一段别样的言论：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辩。”

当画家的精神寄寓到了所描绘的物象的形中，同时也就需要改变物象的形，于是，为了传神、写意，也就应该不求形似。反映在苏轼本人的创作中，画枯木竹石，与真实的物象已经大相径庭。如他画朱竹，有人问他：“世上岂有朱竹乎？”他反问道：“世上岂有墨竹乎？”此话颇有庄周“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味道。庄子的思想博大深邃，其文汪洋恣肆，超绝万代。而苏轼同样受到庄子思想的深刻影响，成为一代怪杰，尤其表现在他的绘画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表现在创作实践上，苏轼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空前绝后。在创作实践方面，苏轼善画枯木竹石，所作竹石皆造型扭曲古怪，恰如其胸中矛盾郁结的闷气。传世作品《枯木怪石图》卷，纸本，现存故宫博物院。图绘古木怪石，画面上的枯木状如鹿角，斜逸扭曲，初看绝非自然生成，好像经过人为的摧残。虽然如此，枯木却表现出一种倔强的昂扬精神，让人有勃然抗争的力量在身体里蓬勃着，澎湃着。怪石状如蜗牛，好似被几万年的狂风暴雨所吹卷冲刷，即使变形了，仍稳卧高山之颠，硬朗大气，傲然独尊。画面用笔恣意，简单草率，着墨不多，却笔墨灵动，不求形似，而具有超远的诗意，颇具神彩。

据吴其贞《书画记》876条记载：苏东坡《竹石图》绢画一小幅，“气色尚新。画一拳石，有数竿修竹，用笔秀嫩，风韵高标，绝无画家气味，显然为文人之笔，诚旷代逸格上画也。无题识，有‘东坡居士’一图书。上有薛道祖题曰：‘玉局翁所作，岩桧竹石，皆极天巧，出乎规矩之外，胸中丘壑，随寓造微，真一代名笔也。’”

苏轼经历了多次政治上的打击，却表现得超然洒脱。他就像一头永不言败的荒漠雄狮，雄健挺拔。

苏轼，这头桀骜不驯的老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