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抄袭撤学位”量刑远未达过重标准

济北南

去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月刊《国际新闻界》杂志通报北京大学于艳茹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涉嫌抄袭，今年1月10日，北大通报撤销其博士学位。对此，于艳茹感到委屈。她质疑北大的处理决定和申诉处理结果，并打算通过所有合法途径维权。4月4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学位授予与学位撤销中的法律问题”研讨会上，来自北京高校的十数位法学专家大多认为，北大对于艳茹撤销博士学位的处罚“量刑过重”。（4月9日《南方都市报》）

在“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的当下，许多关于论文抄袭的新闻，都已经不能钩起读者的阅读欲望了。可是，论文抄袭事件曝光之后，无论是媒体的追访与评论，还是学校做出的处罚，都将成为当事人挥之不去的酸楚。

更何况，当事人于艳茹从小学到大学又是那么的优秀，在北大读博期间所发表的论文数量也超出了北大历史系的要求，其博士论文也在答辩时获得全票通过，而“撤销学位”的处罚基本已经断送了这位北大高材生的前途，也将改变她的命运。于艳茹心里委屈，甚至是他的一些老师也为其鸣不平，是情理之事。

客观事实是，现在我国教育系统对于普通的学术论文作假与抄袭之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处理规定。教育部仅仅是在2012年底发布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2013年1月1日实施），其中明确了学位论文如果定性为抄袭作假就必须要撤销学位的规定，但是，于艳茹抄袭后发表的论文并非是其学位论文。争议的症结也正在于此——非学位论文涉抄袭，按学位论文的处理办法来处理，自然有“量刑过重”之嫌。

可是，如果我们举几个例子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对于艳茹的处罚，根本不存在“量刑过重”的问题。第一个例子，2012年4月，匈牙利总统施米特·帕尔宣布辞职，原因是施米特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被证实为抄袭；第二个例子，2012年5月，雅虎宣布CEO汤普森辞去职位，原因是其学历陷入了“造假门”而被媒体热炒；第三个例子，是我们国内的，2011年3月，广州体育学院原院长许永刚因论文抄袭被撤销党内职务，给予行政撤职处分。由以上三例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本着“零容忍”的态度去看待学术作假与论文抄袭，则仅撤销其学位而不撤销其毕业证的处罚，就根本算不上是“量刑过重”。甚至于，还有些轻。

之所以有“量刑过重”的论断，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一些方面的现实对比。现实之中，因论文抄袭受到处罚的人少之有少，许多抄袭事件最后走向了和解，许多抄袭事件最后是高高举起板子又轻轻放下板子。比如，某“教授抄袭学生论文”事件虽然闹到了法庭之上，却最终只被判了“道歉”和“赔偿1000元”的结果。对比之下，于艳茹自然会感到不公。

更何况，体制性的问题更在于，在拿学位、评职称都需要在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硬性制度之下，无论是求学之人，还是学术之人，都会更注重论文的数量而忽略论文的质量，如此学术评价机制本身就是死板僵化的。也正是这样的死板制度，成为了导致我国学术论文抄袭之风盛行的一大原因。从这个角度讲，当事人于艳茹自然也是受害者。

但是，既然已经被认定为严重抄袭，而且是“人赃俱获”，那么，对于当事人而言就没有理由感到委屈。在同一个论文评价体制之中，仍然有许多志士仁人坚持正直而诚恳的学术风骨，而且取得了令人敬仰的成就，那么当事人就更应当检讨自己曾经的抄袭行为。法学家们，也应该本着让学术圈风正气净的目的，以“零容忍”的要求去要求每一位学界人士。否则，论文抄袭和学术作假现象就不会得到遏制。

载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