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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04 16:10:28) 王长田
——一只忧患的骆驼
王长田：2013年度华人经济领袖，84级新闻学院校友，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副会长，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也许是一直以来的低调和谨慎，让王长田在那些强势或富有表演性的企业家中有点黯然失色。多年来，外界对王长田的评价一直是“温和、不够强悍、书生意气”。但王长田并不认同这个看法。
王长田前一天晚上没睡好。
他家的院子里最近飞来了一只布谷鸟儿，每到凌晨一点，就开始在窗外叫唤，害他到三点才睡着。
他坐在光线传媒总裁办公室里有着光线标志性的彩条沙发上，揉着眼睛，半真半假地抱怨道：“大概是现在自然环境恶劣，连鸟儿也有时差了。”
说这话时，他始终面带笑意。睡眠不足并没有影响他的心情，的确，他应该是最近半年以来中国最值得高兴的人——
光线传媒投资的电影《泰》票房高达 12.7 亿，成为第一个“十亿”电影；《致青春》票房超过 7 亿；而代理发行的《中国合伙人》也在 10 天内取得了 3 亿多的票房。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光线传媒的股价上涨了约 50%。
“没人知道，我现在压力很大，大家都盯着你的下一步，期待太高。”王长田并不像传说中的大亨，他不混娱乐圈，不玩明星，甚至鲜有社交生活。他抽烟，喝红茶，爱书法，但最大的乐趣还是工作。
作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总裁、身家以数十亿计的上市公司董事长，王长田的生活比很多人想象的要简单得多。
这天午饭时间，他的办公桌上摆着四个小饭盒，分别装着清炒土豆丝、新鲜的小黄瓜，还有米饭和煎饼等。这是母亲每天清晨起来亲手为王长田做的午饭便当，他雷打不动吃了十几年。
“说实话，我妈做的东西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她这几年特别重视健康，天天看养生节目，做菜时油放少了，肉也放少了，喜欢把很多不同品种的放在一块，讲究营养搭配。但这是我妈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内容，要是不让她做，她会觉得人生没有价值。”
有时午饭时间有访客，他会为对方买一份面条或饺子外卖，自己吃母亲的爱心便当，或者邀请对方一起分享母亲的厨艺。
王长田也许是为数不多的没有司机的企业家，他也没有秘书。据说是因为秘书的事情都让自己给做了，所以秘书只能失业。
采访开始前，他起身从柜子里拿出茶叶，开始泡一壶新茶。他喜欢喝红茶，1965 年出生的他身材保持得很好，“全靠抽烟和喝茶”。他笑着拿出有着光线彩条的水杯，给记者倒茶。
“很多人一直有误会，看到我给客人倒水，就说这个人是事必躬亲，亲力亲为。但事实上，我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不那么参与具体业务了。”王长田现在只管的是一些比较大的投资，比如电影，一部电影动不动就投资几千万、一个亿，风险太大，不管不行，当然这也是他感兴趣的。
1984 年，来自大连县城中学的王长田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他常常一个人来到灯火辉煌的外滩，那时，总有一个疯狂的念头跳上心头：“虽然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但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富翁，甚至会成为一个对别人有很大影响力的人。”
这是一个狂妄得可笑的梦，年轻的王长田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实现它，只是对自己充满了莫名的信心。
30 年后，王长田成为中国风头最劲的影业公司老板，媒体将其称作“娱乐大亨”、“娱乐之王”。
作为“娱乐大亨”的王长田有了新的梦想。“我希望留下一个好的公司，这个公司能在某些意义上改变传媒娱乐圈。”
哭泣的家长
光线传媒的营销总监李海鹏在光线工作了十年，见到王长田哭的时候并不多。
和传统公司喜欢在年底开年会不同，光线的公司年会总是在春节之后举行，因为春节前才是他们最忙碌的日子。年会是光线的员工们最期待的日子，因为每一次的年会大家都会拿出做专业晚会的精神，弄得热闹喜庆。
但 2006 年的新春有点不同，受 2004 年电视机构实行的有线台和无线台合并的体制改革影响，民营电视内容商们发现过去需求众多的电视节目市场急剧萎缩，两年过去了，节目纷纷关闭或紧缩，却始终未见好转。
这是光线传媒面临的第一个低潮。行业的严冬突如其来，冻住了每个人的欢愉，未来会怎样，所有人都心存忐忑。
老板王长田缓慢走上台，看着 400 多名员工交织着期待、不安、失望甚至不满的复杂眼神，还未发言便已泪流满面。
他努力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检讨道：“公司会有今天的状况，是我这个做家长的对不起大家，是我没有让在座的兄弟姐妹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台下一片静默，开始有人小声地啜泣，悲伤的气氛很快席卷了全场。
“那几年我一直在检讨，公司出了状况，效益不好、士气不高，作为公司的管理者，我要负主要责任。但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努力，也不是我们真的做得不好，这是行业的问题。当行业出了危机，一个大浪打过来，你就是一粒沙子，连个大坝都不是。”回忆起往昔，王长田的语气有点苦涩，他并不愿意在外界流露出自己脆弱的一面，“我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表明，我和大家始终在一起。”
在员工眼里，王长田是一个“小气“的老板。电视行业最景气的那些年，光线每年的税后利润高达五、六千万元，公司账上的现金堆积如山。2003 年时，曾有人劝王长田投资房地产项目，3000 万就够了，他拒绝了。他像一个土财主，只知道牢牢地捂着钱袋子，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可以大发快财的行业。
而光线对员工一直以来强调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懂得为公司省钱。他对自己也并不奢侈，这么多年来，他始终是一套房两辆车，不爱名牌，很少有大额的消费，也没有什么奢侈的爱好。
“小气”的好处终于体现出来了。
2006 年的严冬，当同类型公司正在大规模裁人、砍项目的时候，王长田没有这样做，公司攒着的现金可以让他撑下去。
“任何行业都有波峰波谷，关键是那个时候你该怎么做，你能不能熬住？到下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在？如果你都已经不在了，那有再多的机会也和你毫无关系了，我们行业里绝大多数的公司都在那几年死掉了，所以电视行业新的景气来临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了。”王长田点起一根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如今，曾被称为“民营电视四公子”的光线传媒、派格太合、欢乐传媒、唐龙四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仅余光线一家。
也是在那个“寒冬”，光线开始从经营多年的电视领域进入了电影和活动领域，“我们必须转变，带给员工新的希望—我们不是在这里等死，我们在突围！”
其实早在光线创立之初，王长田就设想过这家公司的未来，他要把光线做成一家传媒加娱乐公司。“传媒业务提供现金流，提供渠道，娱乐业务有爆发力，有影响力。两者结合是最好的。”这是他阅读了大量的相关书籍后，研究下来的美国所有传媒娱乐集团的结构。
只是前些年传媒业务一直比较好，他就没有那么急切地想进入娱乐行业，“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环境也不是很理想，但遇到低谷的时候，就迫使你必须提前进入这个行业。”
2006 年，光线传媒开始进军电影产业，同年底，光线与保利博纳联合发行了寰亚电影《伤城》，王长田把这件事视为“光线影业的起点”。相比起当时的业界老大— 1994 年创立的华谊兄弟传媒集团、创立于 1999 年的保利博纳影业集团、创立于 1999 年有着国资背景的中影集团，光线晚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但起步晚也有好处，光线幸运地避开了中国电影那段混乱的初创摸索阶段。“我们是新的公司，可以用新的眼光去看市场，我们的思考方式和别人不太一样，老的公司会延续过去的思路，尤其是成功的思路。可现在的电影界的状况，尤其是人才，和过去不一样。比如说美国整个市场都是商业类型片为导向的。但中国的很多电影都是无法说清楚类型的，我们没有经过那个阶段，一上来就瞄准了商业类型片。”
而多年来在传媒领域的耕耘，对娱乐新闻的把握，也让光线即便身在外，也对这个行业极其了解，他们熟悉这个行业中每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这无疑是一种强大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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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公司如练书法
在痛苦地突围找出路的过程中，王长田开始重拾儿时的爱好—练书法。他从来没有拜过师，上小学时，他曾经跟着家乡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先生学了半年，就这样算是入门了。进入复旦大学后，他加入书画协会并当了会长，“我不是写得最好的那个，副会长比我写得要好，但我更爱张罗，所以我当了会长。”
王长田在公司里有一个单独的小书房，和办公室分居走廊的两头，他常常一个人呆在书房里，写写字。和别人不一样的是，他从来没有正规临过帖，都是自己琢磨着写。“因为我不喜欢受约束，临帖你必须写得和别人一模一样，否则就没有意义。但我经常会看，走到哪里看到不错的毛笔字，就会多看看。”
他在写字的过程中慢慢悟出了一些公司的管理之道，“这其中有很多类似之处，比如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公司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它有太多的毛病，然后你一点点去调整，把漏洞一点点抹掉。写字也是一样，早期写字的时候，虽然我写得不好，但我能看出别人的好，我觉得自己的字哪里都是问题，但你坚持每天写，一点点写下来，就算你不临帖，不拜一个名师，你也会逐渐发现你写得越来越好，突然某一天你就悟出来了，噢，原来这个笔画就该这么写！”
在如何做电影这件事上，王长田也不喜欢“临帖”。
进入电影行业之初，光线并没有心急，一下子参与融资、制作等全方面的介入，最早是从营销的角度开始做，这样不需要太多的现金流。如何做营销？王长田带领光线走的是一条蹊径，一条在当时被很多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后来却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蹊径。
做电视的时候，光线曾和一些快速消费品合作，比如蒙牛和娃哈哈，在这两个营销网络无比强大的合作伙伴身上，王长田意识到了网络的重要性。“我们认为电影是比快消品还要快的快快消品，它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可能只有一个月。你需要迅速让人知道，将其拉到很高的关注度，短期内爆发。如果要做到这一点，你的宣传和促销要加强。”
王长田去请教蒙牛的高管：“我们在电影领域应不应该自建这样的营销系统？”对方回复他：“完全应该！”并教他应该如何去做。
2008 年，王长田开始在全国 80 个城市建立自己的发行网络，他第一批就招了四五十个人，都是大学应届毕业生。他让这些新人与各地的影院进行直接的联系，了解影院的具体情况特别是排片系统。
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像他这么做过，之前所有的电影公司都是直接和影院的上级主管单位院线合作。王长田的做法，相当于打破了游戏规则，直接冒犯了院线的权威。
“一开始效果并不好，影院不接受这种方式，甚至有点反感，院线也很生气，我们的同行也都在骂我们，说这个必然失败。”他没有理会这些，依然要求发行人员继续努力。慢慢地，影院的态度开始松动，“毕竟除了万达这样强势的院线，其他大多数院线对影院只有一个排片的指导。
大部分影院上座率是不足的，我们在当地电影营销做得好的话，大部分的收入最后都是影院赚的。”与此同时，光线的发行人员也会为影院做一些额外服务，比如春节时为影院定制一些电影的宣传摆放品，都是光线的自己人去那里摆。
五年多的经营下来，在全国 70 个票房最高的城市的每一个影院，光线都安排了发行人，目前发行人员数量约 100 人。
“我们了解全国每一个影院的状况，比如有多少个海报位，可以摆放多少东西。”他未来的目标是扩展到 100 个城市。
“在那个阶段，我们走过一些弯路，这些弯路是我们必须付出的成长代价。进入电影行业，建立了发行体系，赔最多的时候，一年也只赔一千万，这是很少的。
大多数时候都是赚钱的。”王长田说，“现在大家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团队有多大的价值，反而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比如说制片人、导演体会出了其中的价值。”
商业上的顿悟和书法上的顿悟几乎同期而至。
这半年来，王长田写得更加勤快，几乎每天都有半个多钟头要固定练书法，似乎接近顿悟边缘。“你看我微博上第一幅字，和现在的就完全不一样，这个变化就是在两年的时间里发生的。我看到很多人学了一辈子，号称出自名师，那个字写得跟我还差得很远。”
他拿起笔一挥而就，留下袁枚的名句“有寄心常静，无求味最长”。
新导演是中国电影的未来
在《泰》横空出世之前，提起国内的电影公司，没多少人会想起光线。进入电影行业六年半，光线出品了不少电影，但没有一张漂亮的成绩单，用王长田的话说，没有一部是可以拿到外面骄傲地说，这是光线做的。
电影业务开始一直是独立运行的，相当于公司下属的一个事业部，决策是由事业部负责人来做，王长田参与的并不多，也不太直接参与最后的决定。“那时我们做出了一些不是特别理想、品质不是那么好的片子，口碑也不好。有时谈的合作条件也不是很好，被人们当成傻子。”
2011 年，他做出了一个重要调整，把影业变成光线传媒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匹野马，让它自己去跑。另外一个重要的调整则是，增加对新导演的寻找和扶持。
2012 年 4 月 10 日，电影《匹夫》在北京召开首映礼。这是光线传媒重点扶持的新导演杨树鹏的电影，也是独家投资的电影项目之一。对于这个项目，光线寄予厚望，投入了大量的营销和发行资源。
王长田特地出席了首映礼，站在台上，他说的一番话更像是内心独白：“从来没有一部电影，让我感觉到这样孤独、无奈、担心。《匹夫》关系到我们的内地导演战略的成败，这也是开放引进片政策后的第一场最大的战役。决定了新导演的前途，决定着观众对国产片的判断。我们需要一个机会，中国电影崛起的机会。”
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在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和《超级战舰》的夹击下，《匹夫》的票房惨败，最终以 2650 万元左右的惨淡票房下档。
4 月26 日，《匹夫》上映的第四天，是王长田的生日。下班后，光线传媒的副总裁李晓萍、负责《匹夫》项目营销的李海鹏陪着他去吃火锅。一路上大家没有说什么话，走到火锅店门口，他们看到一个卖盗版碟的小摊，最上面赫然摆着几张《匹夫》，李海鹏便停下来拿起一张看了看。
看到有生意，卖碟的大妈很卖力地推销：“好莱坞大片嘛去电影院看看，像这种国产片，花五块钱买个盗版碟回家放放就可以了，很实惠的！”一句话引得李海鹏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坐进火锅店里，王长田的心里也格外不好受，三人怔怔呆坐了半晌没人点菜，最后是李晓萍打破了僵局，“来来，今天王总过生日，大家开心点。”那场生日宴吃得百般滋味，尽管所有人都极力避免提起和电影有关的东西，却再也提不起一丝喜庆的气氛。
王长田没有因此放弃对新导演的培养，在他看来，新导演和商业类型片才是中国电影的未来。“你要意识到新导演对电影产业的重要，你要找到他们，说服他们，帮助他们。我们做得比别人更多，得到的成果也比别人要大。”
他对合作的新导演有几个标准。第一是看这个人对电影的态度，你是把电影当做打工赚钱，还是把它当做你的生命，和你的人生连在一起？第二看标准，有的人愿意做事情，但他对好的标准很低；第三就是看一个人的审美，他的趣味在哪个地方，是不是能让观众欣赏，他是否懂得怎么去和观众沟通，制作一个好的影片。
当然，还有专业能力和合作精神，“有的人很有个性，对电影来说是好事，但他可能和你的文化不吻合，你和他没法合作，只能忍痛失去他。”
和新导演合作，注定要冒风险，王长田留给了自己 30% 的失败率，“你有一定把握的时候再去做，有些项目上来的时候知道可能会失败的，所以你筹码就放得比较少一点，监控得严一点。就算失败了，这个失败的后果是你可以承受的。”
耕耘一年之后，王长田终于得到了一个满意的回报，新导演徐峥和赵薇用两部电影《泰》和《致青春》，肯定了他的方向是正确。这两部片子，也让光线扬眉吐气，一跃成为最受瞩目的电影公司。
但光线迄今为止都没有签下一个新导演，王长田不希望用签约来束缚合作，他认为最好的合作不是签出来的，而是一个双方自然的选择，“他愿意和你合作，是看你能给他什么样的帮助。除了资金还有其他方面，比如你的营销能力，对电影的判断。作为一个新导演，可能不认识一些演员，或者认识了也说服不了人家，我们就要帮助他搭建主创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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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和安全感
2011 年 8 月 3 日，光线传媒登陆创业板，开盘价为 70.88 元，较发行价 52.5 元大涨 35%，光线传媒创下 80 亿元市值，王长田身家也飙升到41 亿元，成为民营电视制作领域的第一富豪。
王长田很平静，在深交所敲完钟后，他中午跟一些同事、券商和财经公关吃完饭，下午就飞回了北京，晚上七点多到了机场，直接就开车回公司上班了，一路上什么也没想。
“我容易为一些小事情激动，但是遇到大事情反而不激动。我这个人是不知道满足的人，觉得早着呢，这算什么！”
十天后，他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答谢酒会，把多年的朋友、合作伙伴都请过去了，一共来了 400 多人。那天他反而有些激动得不能自已，流了眼泪，“在那样的氛围之下，那么多你熟悉的朋友在为你高兴，分享你的感受，被激发了情感。”
也是在那时，他开始把光线比作“骆驼公司”—风沙很大，走得很慢，靠自身积蓄，但生命力顽强。
上市之前，王长田曾错失过一次融资的机会。那是2004 年，他和软银赛富的阎炎商量融资的意向书。
当时的光线并不缺钱，至于为什么要融资，王长田并没有想清楚。“当时整个社会的潮流是，谁融资谁光荣，谁不融资谁狗熊，你公司做得好一定有人给你融资，没人投资就一定是你公司做得不好，觉得很没面子。但至于拿了钱干嘛去，我也没想好，当时很多公司也和我一样。”
第一次签好意向书后，王长田反悔了，他觉得要的价钱太低，要求提价，阎炎答应了。但王长田心里依然没有底，他把意向书拿给几个朋友看，其中有当当网的俞渝，俞渝看完之后认为他有很大的风险，因为里面提到了一些关于业绩保证的问题，比如达不到业绩又要怎么样，说到底，这是一个对赌的协议。
对赌本身并没有问题，这样的合作方式在当时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王长田不愿意接受。“我是创始人，本身有压力也有动力，一定会愿意把公司做好，对赌的条款等于是在惩罚，一个人受到惩罚的时候多半没有正面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任何投资都有风险的，不能指望你的风险转嫁到创始人身上。”
他第二次提出调整意向书，他的出尔反尔把阎炎惹急了，投资人拂袖而去，一气之下转投了竞争对手欢乐传媒。
“这是我的问题，是我犯了一个小错。”时隔多年之后，王长田承认，“尽管在后来看，这个错误挽救了光线。如果我当时真的签了，钱是进来了，可能后来遇到2006 年的低谷，我就惨了，未来会发生什么真的不好说。”
如今的王长田，已成为可以投资其他人的那个人，在涉及到对赌的条款他会非常谨慎，甚至会主动提出来不要对赌。
在那次之后，王长田再也没有试图寻找融资。他也曾想过上市，但他只能去海外上市，他原本打算收购一个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华友世纪，签了协议后因为各种原因最后也没有执行。
很快，他看到了国内的机会。2009 年 10 月 30 日，中国创业板正式开市，华谊兄弟成为正式登陆A 股的第一家影视文化企业。这个消息刺激了王长田想上市的心，“创业板的出来，让我对中国市场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逐渐得到修正。”那时已经大刀阔斧在电影业拼杀的光线，也已经有资金的更多需求，上市就变成一种自然的选择。
“上市给光线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安全感。”王长田说，对于“安全感”这个词，他比任何一家电影公司的老板都体会深刻。在做传媒行业的时候，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在体制之中政策之下民营企业的如履薄冰。他曾经试图改变这个行业的格局，并做过不少尝试，比如和电视台建立合资公司，试图介入电视台的运营，最终也因为体制的原因没能成功。
“我们这个行业是政策敏感型，受到很多约束。太多事情做不了，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憋屈。比如媒体不够开放，内容上有那么多的管制，有些东西你觉得可以做得更好，但是能力不能完全发挥出来。”这种不安全感自光线创立以来，一直深埋在王长田心里，“所以我希望寻找到一种安全感，特别是资金上的安全感。”
光线上市后，王长田通过其控股 95% 的上海光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了 54.05% 的股份，加上妻子杜英莲、弟弟王洪田和妹妹王牮手上的股份，他坚定地保证了对这个公司绝对的话语权。他解释道：“我一直为下一步做准备，因为一个公司需要不断融资，和别人进行换股并购，都会稀释你的股权，如果我控制的股权太少，这个公司的股权不断被稀释，我的话语权会受到影响。”
光线融资了 14 个亿，是同类公司里融资最多的，这让王长田心里多少有点底气，即使行业再遇到危机，至少还能存活一段时间。在他看来，上市也给合作伙伴和员工带来了信心，“我们公司太低调，我不和人喝酒、吹牛，以往光线的人出去谈生意的时候，对方总觉得我们不够知名，是个小公司，上市之后他觉得你是阳光下的公司，觉得你有这个能力。”
最大的感触来自几天前和央视的一次合作上，在对方的艺术总监被问到为什么选择光线作为合作伙伴时，艺术总监回答道，“因为光线是一个上市公司。”
“我的内心相当强悍”
公司上市之后，这位家长终于觉得自己有能力回报跟随他打拼多年的老员工了。光线有 40 多个员工得到了公司的股权，其中最多的是副总裁李晓萍和李德来，上市之前分别拿到了 6% 和 5%。“他们值得这么多。”王长田说。
但是在公司里，似乎并不是每个员工都熟悉这位家长和创始人。
王长田在公司长长的环形走廊里走来走去，路过的员工们看到他，并没有停下来打招呼，在这些脚步匆忙的人眼里，他反而像是公司的一位闲人。
有一次，他去附近的楼，电梯门开了他发现里面还站着一个年轻人，他一眼看出对方脖子上挂着光线的工牌。对方并没有认出他，在电梯上升的过程中，两个人的沉默让狭小的空间变成紧张尴尬。
“这是我的员工，我该和他说点什么吧？”王长田心里想，于是这位老板试图表示他平易近人的一面，主动向下属打着招呼，“你好，请问你是光线的？”对方看了他一眼，惊讶地回答：“对啊！你也是光线的？”
王长田愕然，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之后他懊恼地回到了办公室。“我怎么做到这个份上了，员工连自己的老板都不认识。”
不认识他的除了员工，甚至还包括猎头。他只有一个手机，手机号码用了十几年没有换过，“我必须和外界保持密切的关系，了解外界的动向。”他经常会接到陌生电话，如果是骚扰电话，他会手动把这些号码一一添加到黑名单里。
一次他正在会议室里开会，电话响了，他顺手就接了起来，听了几秒钟之后，他突然对着电话那边吼道：“请你搞清楚我是谁再给我打电话！”然后怒气冲冲地挂断了电话。与会者目瞪口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打电话给他的是一个猎头，说要挖他。一个创始人被当作职业经理人，这让王长田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也许是一直以来的低调和谨慎，让王长田在那些强势或富有表演性的企业家中有点黯然失色。多年来，外界对王长田的评价一直是“温和、不够强悍、书生意气”。
但王长田并不认同这个看法。“有些人表面是什么人，内心也是什么人，有的人内心和外在有一些反差，我是后一种。”他自认是一个“内心相当强悍的人”，一个“完美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个“现实主义者”。
他把目光移向窗外，身体放松地靠向沙发背，很坦然地进行自我剖析。“在我身上有很多矛盾的东西，我的标准特别之高，尤其是对某些细节的要求会特别高。”
“我不善于好高骛远，说一些不切实际的话，我想做的事情都是我基本上可以做到的事，或者我将来可以做到的事。支撑一个人的不是计划，是信念，是目标。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但你知道你内心深处一直没有忘掉这些东西，一旦有机会，你就会去尝试做一下。”
几个小时的谈话中，他的脸上很少出现激动的情绪，甚至语气也听不出太多的波动。
王长田的兴趣爱好，也大多是静的，比如找朋友吃吃饭、练书法、喝茶。
他没有什么个人的娱乐时间，也不喜欢旅游，起床吃了饭就来上班，晚上十一点左右回家，他不认为自己是工作狂，因为工作是他的乐趣。“这个事业也给我带来了足够多的东西，不管是收入，还是地位。这是一个名利双收的行业，并不多见。”
王长田唯一一项比较刺激的爱好是开快车。他没有司机，上下班都是自己开车。他有一辆保时捷的卡宴和一辆法拉利跑车，他更喜欢后者，因为提速更快。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这位中国娱乐传媒大亨正疾驰在人生的快车道上。
转载自《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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