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评点接受活动分析
(2008-09-03 16: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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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评点接受活动分析
内容摘要:《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是现存最早的系统全面并趋于成熟的《西游记》评点本,其评点者作为“特殊的接受者”,他的接受活动包融历史见解、时代见解、个人见解,具体来讲有四个特点:一、多层面的接受视野;二、积极的劝世、讽世导向;三、鲜明的时代特色;四、独特诙谐的鉴赏方式及风格。
关键词:接受视野;劝世讽世导向;时代特色;鉴赏方式;鉴赏风格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下简称“李评本”)刊于万历末年到崇祯年间的明末[1],其书标明为李卓吾评,但据明人钱希言《戏瑕·赝籍》和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等多项资料显示,其实系叶昼借托李贽之名,此说基本上已为学界接受,堪为定论。其评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趋于成熟,从而具有较高的文学理论价值。并且在其评点过程中,通过对世本文本的修整补改,展现出独特的文本面貌,因而还在《西游记》文本演化中具有重要的文体价值。黄霖等新著的《中国小说研究史》称其为“明人研究《西游记》的最佳总结”[2],非溢美之词。
除其文本价值、理论价值之外,“李评本”还具有强烈的传播价值。“所谓小说评点的传播价值大致表现为内外两端,就外在现象而言,是指小况评点对小说传播和普及的促进。而就内在形态而言,则表现为评点本身在欣赏层面上对读者的阅读影响和指导作用。”[3]就其内在形态而言,其实即指评点者作为小说“特殊的接受者”,对小说文本的接受,然后引导读者进行阅读。《李卓吾评本西游记·凡例》中说道:“至若常言,如‘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十字,亦必拈出,盖开卷有益,不必作者实有此意与否,吾心有契,即可悟人。昔人有读《千字文》‘心动神疲’四字而得长生者,善读书者,政不必典谟训诰然后为书也。”[4]即指出读者对小说的接受原则和接受意义。下面对“李评本”评点接受的特点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多层面、多角度的接受视野
任何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某种思维定向和先在结构,即“期待视野”,它包括“历史视界”、“时代视界”和“个人视界”三方面的内涵。而前面读者的接受内涵又将影响以后读者的接受视野,因此第一个读者的接受视野则尤为重要。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说:“一部文学作品在其出现的历史时刻,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这种方法明显地提供了一个决定其审美价值的尺度。”[5]虽然《西游记》自成书后,叶昼非其第一个读者,但可以说他作为明代评点者之一,是《西游记》的第一批读者,因此对当时及清代读者的阅读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西游故事本事形成的历史跨度较长,文本内容涉及儒、释、道三家,正如鲁迅所言:“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二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6]形式上夸张变形幻化,作者创作态度也存在由于社会影响而产生的内在矛盾,从而形成了《西游记》的复合特点。这就造成批评者对文本的多视角探视。评点者常善于关注书中的哲理名句,如第二回总评云:“《西游记》极多寓言,读者切勿草草放过。如此回中,‘水火既济,百病不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口开神气散,舌动是非生’,‘你从那里来,便从那里去’,俱是性命微言也。”[7]这些字句涉及人生的普遍哲理,对我们今人仍有启发。在对小说内容的具体评点中,儒释道无所不及,但多从批判的角度来评。首先是对佛界净土的刺谑,如第六十六回评道:“佛祖也只要金。”[8]他对和尚也深为鄙视,如言其不学无术,第四十三回总评云:“行者说《心经》处,大是可思,不若今之讲师,记得些子旧讲说,便出来做买卖也。今之讲经和尚,既不及那猴子,又要弄这猴子怎的?”[9]其次,他对当时的道士也颇有微词。如第四十六回评“原来道士都是畜生” [10],第四十四回评“如今真道士也没有,假和尚太多” [11],再次从儒学出发,一方面肯定其积极一面,一方面又多批判,批判的一面如常认为秀才迂腐无用、见识低下并有名无实,如第十一回总评“常笑傅奕执着道理,以秀才见识,欲判断天下事理,不大愚痴乎?”[12]
而对女性的评价则反映出作者的理学气,就《西游记》文本而言,除了已剔除人欲的女菩萨、女仙以外,与唐僧师徒纠缠的女性几乎皆是食欲、情欲或色欲之化身,如第二十九回总评“那怪尚不是魔王,这百花羞真是个大魔王。”[13]因为黄袍怪的失败寻根求源是女人造成的。因此又评道:“到底是妇人所制。还是妖魔狠?还是妇人狠?”[14]他还在第八十二回总评“妖精多变妇人,妇人多恋和尚,何也?作者亦自有意。只为妖精就是妇人,妇人就是妖精。妖精妇人,妇人妖精,定偷和尚故也。”[14]第五十五回评语“人言蝎子毒,我道妇人更毒。”[15]可以说他对女性的成见早就溢出文本所提供的内容,散发出浓厚的理学气。
另外,他认为“释厄”是《西游记》的宗旨,这一观点体现了显明的时代特色。下文详述,此不赘言。
二、积极的劝世、讽世导向
在中国古代,小说长期被作为“小道”,在正统的文学观中,一向地位低下,不被人重视,再加上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因而小说的创作者一方面主动承担起文人著书劝世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又不得不借“教化”以“正名”,为提升小说的地位而作努力。“李评本”评点表现出同样的倾向,评点者认为《西游记》以极充沛的情感借端感世,将社会的黑暗和人情的冷暖隐喻在怪怪奇奇,迷幻荒诞的神魔故事中,“游戏之中,暗传密谛”,(李评本第十九回总批。)表达对现实的感慨,因此常常尖锐地揭示出作品的讽劝刺世的寓意,并赋予自已的理解和感悟,引起读者对世态人情的观照,从而表达自己劝世的目地。
针对人们对名利的执着,在第十回的回末总批中,“李评本”写道:“说虽荒唐,然说地狱处,亦能唤醒愚人,有大功德也。只是愚人虽唤不醒耳。”[16]此外还有“世上自不乏这等痴人”、“世上哪个不为虚名所使?”等零星的评语。关于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叛,《西游记》中描述,有四大部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赡部洲、北俱芦洲,其中南赡部洲多影射中华现实(东土大唐)。第二回叙孙悟空了道后回花果山,向众猴讲述求道至南赡部洲的经历处批曰:“原来南赡部洲无道。”[17]又在此回总批中借题发挥:“篇中讽刺南赡部洲人极毒……南赡部洲人只会着衣穿履摇摆而已,并未尝有一个为道者也” [18]。更有甚者,作品第八回叙如来造经,要拯救苦难和愚昧的人类,曾历数人世“贪淫乐祸,‘多杀多争”之种种罪恶,此处总批中写道:“南赡部洲,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逼真,佛语也。然此犹从未取经之前言之,今《大藏》真经俨然在也,何反从凶场中多起干戈,恶海内猛翻波浪,何耶?真可为之痛哭流涕者矣。”[19]再如对人间情爱的认识,第二十三回总批:“今人那一个不被真真、爱爱、怜怜弄坏了,不要独笑老猪也。人但笑老猪三个女儿娶不成,反被他绷了一夜。不知若娶成了,其绷不知又当何如?人试思之,世上有一个不在绷里者否?”[20]第七十四回回末总批:“劈头‘打开欲网,跳出情牢’八个字极妙,可惜世人自投欲网,占住情牢耳!”[21]对于世人的机心变化,第二十七回总批:“世上以功为罪,以德为雠,比比而是。不但行者一个受屈,三藏一人糊涂已也,可为三叹。”[22]指出并批评了社会上恩将仇报之人的存在。第三十四回总批:“转转变化,人以为奇矣,幻矣,不知人心之变化,实不止此也。人试思之,定当哑然自笑。”[23]以孙行者的诸般变化,感叹世上人心的变化无常;第四十八回总批:“人见妖魔要吃童男童女,便以为怪事。殊不知世上有父母自吃童男童女的,甚至有童男自吃童男,童女自吃童女的。比比而是,亦常事耳,何怪之有?或问何故?曰:以童男付之庸师,童女付之淫媬,此非父母自吃童男女乎?为男者自甘为凶人,为女者自甘为妒妇,丧失其赤子之心,此非童男女自吃童男女乎?或鼓掌大笑曰:原来今日却是妖魔世界也。余亦笑而不言。”[24]用陈家庄遇妖魔吃童男童女之事反观社会,感叹世上父母、男女的许多行为也与此无异;第四十九回总批:“你看老鼋,修了一千三百馀年,尚且不得人身,人身如此难得,缘何今人把这身子,不作一钱看待,真可为之痛哭流涕!”[25]用虚构的老鼋故事,警醒世人应当珍惜生命,珍惜自我;希望统治阶级能够多为天下苍生着想,为百姓多谋福利:“太守一念恶,则不雨;太守一念善,则雨:百姓死活,全在太守手里。寄语天下太守,也要知他百姓死活方好。”[26](第八十七回评语)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充分表现出表现出“以痛哭流涕之心,为嘻笑怒骂之语”、“以谑语而为正言” [27]的批评精神。
以上二点论述,都是评点者在“历史视界”范围内对小说的一种见解,而评点者除此之外,还在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三、鲜明的时代特色
评点者不仅受传统的社会文化影响,从而表现出复杂的接受视野,而且受当时社会思潮影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其实上一节的分析一方面体现了传统文人的接受视野,而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时的时代文化特色。如对佛道的无上法威保持敬畏,又对僧道中不道德者进行椰榆讥讽,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当时的时代精神。而最有代表性的一点是李评本对《西游记》主旨的心学阐释,其具体层面上引导了清代“证道”书系列的出现。
王阳明心学是明中后期的主要社会思潮,王阳明《与王纯甫》中便说:“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性为善,因所指而异其名,实皆吾之心也。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善。”[28](卷四)《传习录》中他又说:“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与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便有许多病痛。……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取于义,便是王道之真。”[29](卷三十七)这一时代思潮不能不影响对小说的评点。
受当时哲学思维和哲学精神的影响,李评本评点很少着意于唐僧师徒西行途中与妖魔鬼怪斗争的事实描述,而是强调从哲理或宗教层面上去解读《西游记》,努力挖掘其寓意成分,主要以心学阐发《西游记》的大旨,在卷首《批点西游记序》中就指出,“东生方也,心生种种魔生。西灭地也,心灭种种魔灭;魔灭然后有佛,有佛然后有经耳。”[30]他在第一回开宗明义,于全书引首诗最后两句处首度落笔,即加注旁批:“释厄’二字着眼,不能释厄,不如不读《西游》。”[31]何为“释厄”?其回末总批有注释:篇中云《释厄传》,见此书读之,可释厄也。若读了《西游》,厄仍不释,却不辜负了《西游记》么?何以言释厄?只是能解脱便是。”[32]可见所谓“释厄”即指修心养性之道,以追求心灵“解脱”。又在此回“灵台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一语后照录世本评语,并再加旁批曰:“一部《西游》,此是宗旨。”[33]诚如他所言,至此己将《西游记》大旨“一一拈出,庶几不埋没了作者之意”[34](此回末总评)。这一心学思想由第一回“拈出”,在后文多有印证,并逐步强化,可谓一以贯之,不遗余力。并且引导读者通过修心向善,明心见性,格物致知,以自省的方式求得内心解脱。如在第六十一回评:“谁为火焰山?本身烦热者是。谁为芭蕉扇?本身清凉者是。作者特为此烦热世界,下一帖清凉散耳。读者若作实事理会,便是痴人说梦。”[35]第四回回末总批:“齐天大圣府内,设安静、宁神两司,极有深意。若能安静、宁神,便是齐天大圣;若不能安静、宁神,还是个猴王。”[36]第十四回回末总批:“‘心猿归正,六贼无踪’,八个字已分明说出,人亦容易明白。”[37]第十五回回末总批:“心猿归正,意马收缰,此事便有七八分了。”[38]
除此之外,还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王学的态度,如在第四回李本评道:“何圣之多也,极像讲道学先生,人人以圣自居,却不令人笑杀。”第四十一回,悟空向红孩儿解释曾与牛魔王等七位结为兄弟,号称七大圣,李本评云:“何圣人之多也?极像讲致良知者,一入讲堂,便称大圣人矣!”[39]这种从哲理角度解读《西游记》,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四、独特诙谐的鉴赏方式及风格
“李评本”《西游记》中有关思想主旨方面的评点,充分体现了评点者融合儒释道为一体多角度的复杂接受视野、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积极的劝世、讽世导向。而对小说艺术创造如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处理方面,则常以独特的鉴赏方式体现出诙谐的鉴赏风格,并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
如在人物形象方面,叶昼极有心得,他在《凡例》中特置“批猴处”、“批趣处”“批猴处”着意于行者的“顽皮”性格,“批趣处”则重点在揭示八戒之“呆状可笑”和沙僧的“冷语可味”。特别是对孙悟空的言语行状,李评常以“猴”一字中的,入木三分,叶昼认为悟空之妙,全在猴相猴性,“出人意料”,如果“别寻一字以模拟之,终不若本色猴字为妙。”[40]而且常常一字连用,如在第三十四回,全回分别连续用“亦洗发、亦洗发、画、画、猴、猴、趣、妙、猴、妙” [41]来评点。并在回末总评中论“人试思之,定当哑然自笑” [42]不仅指出作品的劝世意图,而且描绘出作品的诙谐之处。在第三十五回,分别连续用了四个“顽皮”点评行者,并接着“宝贝也怕老公,怕老婆便不是宝贝了。”[43]在第四十六回,共在十二处仅用一“猴”字来评点行者,而且有五处是连用。对其宝贝的变化,则言:“此棒也有些猴气” [44](第三回评语)。其评点与文本风格相辅相成,表现出独有的魅力。
在故事情节方面,对于精彩合理的情节安排和艺术描绘,评点者常以“好照应”、“好点缀”、“妙不可言”之类称道之,着眼其合理性和新颖性于一体的“幻”的艺术风格,作出“天下文章,幻至此极矣”的评价。如第四十八回侧评:“就似真的一般,奇矣!” [45]第六十回侧评:“极荒唐,却似实事。”[46]第七十一回侧评:“以幻为真,奇绝,奇绝!” [47]第九十四回总评:“《西游》妙处只是说假如真,令人解颐。”[48]对于第十一回所叙相良、刘全故事,叶昼大加称赞说:“此回最为奇幻,刘全、李翠莲、相公相婆,俱从笔端幻出,殊为骇异。而贯串傅弈、萧璃事,尤为妙合。”[49]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六回孙悟空与二郎相斗变化时他以夹批“匪夷所思”予以盛誉,但在第六十一回再叙悟空与牛魔王斗法,则以夹批提出了批评:“此等处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只管如此,便可厌矣”。[50]正与后来金圣叹的“正犯”相对应。其评点既抓住其“幻”的主要特色,又表现出其独到的艺术见解。
同时在这种独特的鉴赏方式中往往体现出其诙谐的鉴赏风格,如第三回,对孙悟空的变化评点“只是口太小了” [51],第六十六回总评强调:“笑和尚,只是要金子。不然,便做个哭和尚了。”[52]第九十八回阿傩、伽叶向唐僧索要人事,他评道:“此起(处) 也少不(了)钱。”[53]第九十五回“一谑语云:‘皇帝女婿名附马,诸侯女婿,当名附驴,到得举人、进士女婿,只好名附狗罢了。’因见唐僧做附马事,笑而书此。”[54]这样的评点深谙《西游记》讽谑的趣味。除了诙谐之外,评点者还有愤世嫉俗、锋芒毕露的一面,在此过程中,常伴随着评点者强烈的情感体验,如他有时将艺术的笔锋直接刺向了地狱的阎王和天堂的玉帝,如第三回总批云:“常言鬼怕恶人,今看十王之怕行者,信然,信然!奈何世上反有怕鬼之人乎?若怕鬼之人定非人也,亦鬼耳。”[55]对阎王的怯懦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至于玉帝,第四回评道:“玉帝也不会用人,奈何?”[56]第六回也评曰:“原不该有许多名色分别,还是玉皇不是。”[57]流露出评点者对于明朝最高统治者的怯懦昏庸的曲笔揭露,对当时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的痛心疾首,在这种指责中得到一种情感渲泄,从而达到精神上的自足。
总之,“李评本”评点者的接受反应活动从失职上讲是一种艺术审美活动,这种审美必然具有他们那个时代的接受视野,包括当时人的审美需要、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在与文本的接触交流过程中,他们的反应既表现出所有接受者的共同特征,又具有强烈的个性,并开启了对《西游记》的全面、系统的评点,确立了其在《西游记》小说评点史上的地位,其接受可以说是历史见解、时代见解、个人见解的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