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本水浒传评点分析(2)

金圣叹在李贽所谓宇宙中五大部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水浒传》的社会地位，将《水浒传》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对举，认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特《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10]与李开先、李贽等人仅仅攀附《史记》以抬高《水浒传》的地位相比，金圣叹是从艺术方法的角度肯定二者之间渊源关系的。仔细分析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我们发现他在小说艺术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耀眼的理论成就，大体来说他的小说理论包括了小说创作论、人物形象论和小说叙事理论三个方面。

一是小说创作论。首先，在小说创作目的论上，上面我们已经说到，金圣叹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反对李贽发愤著书的观点，认为施耐庵著《水浒传》是出于纯粹消遣，“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但他在第一回回评点中却又认为《水浒传》作者是有所感而著书，认为“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无论作者是否因怨毒而著书，金圣叹始终认为作者在写作之前必然有个“缘故”，“看来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缘故。若有缘故时，便随手所触，都成妙笔；若无缘故时，直是无动手处，便作得来，也是嚼蜡。”[11]这就是说作家创作必然是有感而发，如果故做呻吟语，则味同嚼蜡，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其次是创作题材问题。金圣叹认为题材是写好小说的关键，“题目是作书第一件事。只是题目好，便书也作得好”。他说施耐庵之所以选择水浒题材是因为水浒题材丰富多彩，施耐庵“贪他三十六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他还将《水浒传》与其他两部名著进行比较，认为《西游》、《三国》的题材都不好，“《三国》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蜇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字?《西游》又太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12]虽然金圣叹的说法有点唯题材论的感觉，但至少已经意识到题材对小说创作有重要影响了。

最后是小说创作中的虚构问题。关于这一点，容本评点者已经有所认识了。金圣叹也提出了“因文生事说”：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13]

这里，金圣叹谈的其是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区别。他认为，历史叙事是先有历史事实，“文”是为“事”服务的，而小说叙事是着眼于“文”的，“事”是根据塑造艺术形象的需要虚构出来的。历史叙事的“事”决定“文”，“文”必须为表现“事”服务。但作为文学创作的小说叙事则恰恰相反，“文”是作者想要表现的，尽管也要反映现实，但必须经由作者道出，“我”手写来。因此金圣叹说小说叙事“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由于作者遵循了“因文生事”的原则，所以《水浒传》的主要人物塑造得都很成功，达到了“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的地步。金圣叹一方面主张虚构，一方面却又反对谈神说怪这样没有现实生活基础的虚构，认为“《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14]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显然是与容本一致的，是对容本的继承和发展。

二是人物形象论。金人圣叹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这主要是因为《水浒传》刻画人物特别成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15]故而“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金圣叹特别强调《水浒传》的作者善于刻画人物性格，尤其是善于写出某一类型人物各自细微的区别：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羁，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16]

鲁达、李逵等粗鲁人物各自的精神面貌、独特个性正是通过如此同而不同处的细微区别来体现的。显然这一认识已经是非常深刻的人物性格理论了。

另外，金圣叹还认为要成功塑造人物还要注意描摹人物的个性化的语言，“《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17]所谓“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正是指的人物的个性化语言。小说的主要任务就是塑造成功的形象，只有通过人物独特的符合其身份的语言，才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金圣叹认为《水浒传》就达到了这样的艺术水平。

三是小说叙事理论。金圣叹在他的《读法》中还总结了《水浒传》的叙事理论。在全书的叙事结构上，金圣叹以他腰斩的《水浒传》版本为依据，高屋建瓴的提出《水浒传》是以三个石碣为全书结构的大关键，“三个石碣子，是一部《水浒传》大段落。”他还将人物出场和全书整体结构相联系，认为主角宋江出场是作者精心安排的，“《水浒传》不是轻易下笔。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过百十来遍。若使轻易下笔，必要第一回就写宋江，文字便一直帐，无擒放。”这种从整体上对小说结构进行把握的观点以前是没有的。除了从整体上把握小说结构外，金圣叹还认识到《水浒传》在局部的结构上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列传体”，他说“《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18]我们知道《水浒传》其实主要是由若干个人物的单个故事组合而成的，如鲁十回、武十回等，这种结构今人称之为“缀段式”结构。金圣叹虽然没有明确的给这种结构命名，但的确已经认识到了它的基本特征。

在叙事时间上，金圣叹着重强调了等述和叙事频率。所谓等述就是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基本吻合。等述具有时间的连续性和画面的逼真性特征，它主要用于表现人物在一定时间、空间里的活动，构成一种戏剧性场面。在《水浒传》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而金圣叹所谓的“大落墨法”即是等述的典型。“大落墨法”在绘画中指的是对画面主要部分浓墨重彩的渲染，用于叙事文法，则指的是对叙事文本中重要场面的详尽叙述。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水浒传》中“如吴用说三阮，杨志北京斗武，王婆说风情，武松打虎，还道村捉宋江，二打祝家庄等”[19]都是这种技法，从时间上看，这种技法的运用表现为作品中叙事时间与事件发生的本身时间几乎相等。其目的主要在于突出和强化重要事件或人物的重要活动，使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叙述频率研究事件发生的次数与叙述次数的关系。“频率”原是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指单位时间内有规律的运动次数，这里借用表示叙事作品中的重复关系。但这种重复“事实上是思想的构筑，它去除每次出现的特点，保留它与同类别其他次出现的共同点，是一种抽象”。[20]所以我们这儿所说的“同一事件”仅是基于其相似性的伪重复。金圣叹独具慧眼的发现《水浒传》中的叙述频率问题，并归结为正犯与略犯两种类型。“正犯法”指的是情节中主要部分的相似。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

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逢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盗；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义起解；朱全、雷横放晃盖后，又写朱全、雷横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以为快乐是也。真是浑身都是方法。[21]

在一般作品中，雷同是一大忌讳，尤其是同一部作品前后相似，更是力求避免的。但在《水浒》中，相似事件的出现是一种很突出的现象，金圣叹认为这是作者的一种有意安排，通过事件的某些相似性以获得较为明显的照应、对比等艺术效果。

“略犯法”指的是事件中个别部分与小段文字的相似，重复的范围较“正犯法”小，方式也较为隐蔽。但作为重复的一种手段，它在叙事文中却是大量存在的，现实生活中事件和人物的某些共同性正是它存在基础。在《水浒》中，它表现为作者在经营时的刻意安排。金圣叹指出:“有略犯法。如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力，唐牛儿与邻哥，郑屠肉铺与蒋门神快活林，瓦宫寺试禅杖与娱蛤岭试戒刀等是也。”[22]金圣叹认为作者采用略犯法的目的是为了犯中求避，犯中显避。“犯之而后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则避何所避乎哉?”异是与同相比较而存在的，犯中显异才更显出作者的才气，也才能更好地表现叙述对象的特色。金圣叹曾对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作了较仔细的比较:“两位豪杰，两口宝刀，接连而来，对插而起，用笔至此，奇险极矣。……又一个买刀，一个卖刀，分镰各骋，互不相犯，固也:然使于赞叹处、痛悼处，稍稍有一句、二句，乃至一字、二字偶然相同，即亦岂见作者之手法乎?今两刀接连，一字不犯，乃至譬如东泰西华，各自争奇。呜呼!特特挺而走险，以自表其‘六髻如组，两骏如舞’之能，才子之称，岂虚誉哉”[23]。在这两件事中，相异大于相似，作者正是通过偶尔的相犯以引起人们的联想、对比，从而更清楚地分辨出人物各自的神威。

总之，金圣叹《水浒传》的评点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影响深远，对此，清代著名的小说评点家冯镇峦曾满怀崇敬之情的说：“金人瑞批《水浒》、《西厢》，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24]从金圣叹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来看，冯氏的赞扬并非溢美之辞。

容本和金本在评点艺术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分别代表着万历中期和崇祯末年《水浒传》评点乃至整个小说评点的两个高潮。从评点文学的角度看，二者是互有优劣，而金本更是在容本的基础上将整个评点文学推向了高峰，代表着评点文学的最高成就。

首先，金本在容本“发愤著书”说的基础上提出怨毒著书说，这是对容本的继承。但同时由于金圣叹处在明朝末年农民大起义的时代，所以他又认为施耐庵著《水浒传》是出于纯粹消遣，这实质上是否认了自己的怨毒著书说。但从整体上看，金圣叹是基本上坚持了这一观点的。

其次，在小说创作论上，容本提出“世上先有说”，认为小说创作来源于生活。金圣叹一方面继承了容本的观点，强调小说题材对创作的影响，但他同时更看重作家对生活的感受，认为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缘故。若有缘故时，便随手所触，都成妙笔；若无缘故时，直是无动手处，便作得来，也是嚼蜡。”

另外，金圣叹的小说叙事理论继承了前人如容本的小说情节理论和明清时文的部分观点，创造性的总结出了《水浒传》若干文法，对小说叙事结构、叙事时间等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对后代如毛宗冈、张竹坡和脂砚斋等有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