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力

    鲁迅笔下的“狗”，写得是很精彩的。他把“狗”拟人化了，形式上是在写“狗”，实际上是在写人；而写人，又确乎是在写“狗”。人与“狗”、“狗”与人，是那样巧妙地融合为一体，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图，堪称为文坛写“狗”之一绝。

    在鲁迅的有关杂文里，涉及到“狗”的大体有五种，即“癞皮狗”、“野狗”、“鹰犬”、“叭儿狗”和“落水狗”。

   “癞皮狗”的特点是“乱钻”、“乱叫”。单是“钻”与“叫”，已够使人“讨厌”，再加上一个“乱”字，就更让人为之切齿。这大约是指折断了脊梁骨的叛徒们的到处投书告密、助官捕人的罪恶活动，鲁迅对这种人称之谓“一群癞皮狗”。他在《半夏小集》里坚定地表示：“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足见，鲁迅对“癞皮狗”痛恨到何等程度。

    而“无人豢养，饿得精瘦”的“狗”，则成为“野狗”。这种“狗”，鲁迅用了一句话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它的形象，即“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作者用这一形象是实有所指的，而这只要看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就会明明白白。

    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一文中，鲁迅把打着“民族主义文学”的口号掩盖国民党反动派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反动文人，比做帝国主义豢养的“有用的鹰犬”，他们“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替他们主子除去“害群之马”和“不安分的劣民”。“鹰犬”一词，在这里被作者用于反动文人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叭儿狗”的形象出自《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在这里面，鲁迅把替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效劳的买办文人称为“叭儿狗”。它的特性是“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的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脚后跟，”而遇到“衣履破碎的乞食者”，则“不住地乱叫”。对它们的媚态和势力是必须认识深刻的，因为“狗性是不会改变的”。

    在同一文中，鲁迅以贴切的比喻，把当时被赶下台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琪瑞等称为“落水狗”。这类狗的特性是在岸上“狂嗥”，“恣行无忌”，落水后，“忽而可怜”，一旦爬上岸来，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跑了”，他日复来，“狗性不改”，“仍旧先咬老实人”。

     写文章，善取比，是鲁迅的一大特点。但任何取比都有特指的内容，尤其是写“狗”，跟今日许多写“狗”的文章不能同日而语。别的不说，网络上时有写“狗”的文章出现，取比的对也罢，错也罢，我在这里并不想说什么，想说的是，在学习鲁迅写“狗”的文章时，要在认可事实的基础上，连同他取比用典的高超技巧一起学习，运用恰当，比喻贴切，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