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树郭橐驼传》名虽为“传”，实是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属于纯文学性传记，不等于人物的纪实。而纪实的史传在本质上属于历史，如《史记》《汉书》的大量人物传记，尽管它们在材料上也有必要的剪裁和取舍，具有很强的文学性，甚至被称为“传记文学”，但主要的还在于比较全面地反映人物的生平事迹。郭橐驼种树的本事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顾炎武《日知录》说它是“稗官之属”，把它当作小说来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则进一步说它是“幻设为文”，“以寓言为本”。

下面试把它分别与陶渊明《五 柳先生传》、柳宗元《捕蛇者说》进行类比阅读。

（一）类比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二者都是人物传记，仿史传体例而又不拘泥，介绍极特异的小人物身世，并不拘人物之迹而传人物之神，着重刻画出一种人物精神。

《种树郭橐驼传》 橐驼并不是主人公的真名字，本名无从知晓。他因为得了伛偻病，背驼得很厉害，脊背高起，还要弯着腰像贴伏在地上一样走路。乡人不见同情，反而还要嘲笑他，指诟其病而起绰号“驼”，可见他身份地位低下。换成一个有权有势之人，就算是比他还要驼得厉害，恐怕人们也不见得敢如此放肆地侮辱吧。

人们知道他姓郭，绰号“驼”或者“橐驼”；也知道他住在长安西边的丰乐乡，而不知其真名字，这不有些怪吗？他也不计较，反而觉得人家叫得妙，干脆自己舍弃原来的名字，也自称起“橐驼”来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奈呢！而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看出他的豁达性格。令人猜想在这豁达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自信，也就增强了阅读的兴趣。

他还有一手好绝活，会种树。都说“人挪活树挪死”，而他所种的树，即使移植，也没有不活的，本事大吧；而且硕大茂盛，结果早并且多，这本事就更是大了。他人偷着学都学不到真功夫，这就更见奇妙。他以种树为业，在京城长安是高师傅，是“俏货”。长安有钱有势的人要种树，作为观赏游玩也好，想卖果营生也好，都争着去恭恭敬敬地聘请他。这样的红人，人们居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可见作者是在故意卖关子，渲染他的身份地位的极其低下，也更显他是一个极特异的小人物。至于作者为什么要刻画这样一个极特异的小人物，这里暂不作细说，下文“类比柳宗元《捕蛇者说》”部分有进一步的说明。

《五柳先生传》 五柳先生更特异。人们连他是什么地方的人都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哪有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哪里的人的事情呢？哪有给人作传而连传主的籍贯都不知道的呢？要知道古人是重视地望的，姓氏前面常常要冠以家世籍贯，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韩愈就说他祖上是昌黎人；《史记·陈涉世家》曰：“陈胜者，阳城人也。”在两晋门阀制度下尤其如此。可见五柳先生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

古人又重声名，有所谓立德、立功、立名之说，希图声名不朽。如《史记·陈涉世家》：“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而五柳先生却连自己的姓名和表字也不清楚，竟直指宅旁五棵柳树作为自己的别号。相比于桃李的可口，楠木乔木的名贵，柳是吃不得也捏不上手的，就是做柴禾人们也嫌其火力不足。可是有人却要以此为号，作者却要为此人立传，其人奇人也。年代距陶渊明不算很远的南朝人沈约和萧统，都说陶渊明写《五柳先生传》是用以“自况”，时人视为“实录”；后世学者也都说《五柳先生传》是作者托名五柳先生而自传，那么，五柳先生正是陶渊明的自画像。

开篇这淡淡的几笔不仅把隐姓埋名、深藏避世的意思说足，而且突出显示了五柳先生的不凡不俗，一上来便使“高人”之气笼罩全篇，增加一份神秘感；同时也隐隐散发出一股田园气息，映衬出一个田园幽居者的形象。语极平淡，味极深醇。《五柳先生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学传记，开创了文学传记体。

（二）类比柳宗元《捕蛇者说》

卒章显志，指的就是文章的中心主题一般要到文章的最后才能显示出来，仿佛水到渠成一般，在自然流畅的表述中显现文章内容的含蓄与深刻。

《种树郭橐驼传》 题目虽然称之为“传”，但在传完郭橐驼的神奇的种树本领“顺天致性”（顺应树木的自然生长规律）过后还没有完，又别出心裁地写到官场中人要他把这一经验挪移到当官治民上来。虽然郭橐驼自称是个乡下种树人，不懂官场中事，但是他还是深有感触地说出了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是如何打着爱民、忧民或是恤民的幌子，行适得其反的扰民之实，照样使民不聊生。本文正是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而言的。

结尾处明白地说“得养人术”，不都说“劳心者治人”吗？怎么养？像种树一样，顺应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和生产规律，让他们休养生息，在元气大伤过后得到喘息的机会，以维持承平之世。这是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也就是后来欧阳修所说的“涵煦之深”。由“治”到“养”，一字之差，而对待老百姓的方法、情感与态度却有天壤之别。虽然有些统治者的动机也许是好心，但动机与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更不允许只把好心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基于阳奉阴为胡作非为。

这还不算完，仿佛一出戏，主角郭橐驼完成了使命，从旁门下场了；虚拟的问者即统治者也自鸣得意地隐退了；作者自己却禁不住要站出来说话，如同电影的话外音：“传其事以为官戒也。”实际上表明了作者作传的真正意图，在于警示上层统治者要清肃吏治。

本文对指导种树有较高的科学价值，而更主要的还在于它有极强的讽喻意义。但是，此时的柳宗元正在长安供职，对统治阶级还多少心存改良的幻想，所以只以寓言的方式进行讽谏。此种方法是中国古代文人向帝王或上层统治者提意见的传统做法，而本文写得委婉含蓄，间杂幽默，实在是“婉言而多讽”。

《捕蛇者说》 “说”，跟现在的杂文大体近似，是议论文的一个分支。其内容大多是一事一议而已，也可由小见大；形式上则表现为叙议结合，叙为议设，议由叙生，旨由议显，核心是议。

蒋氏三代人冒死捕蛇的悲惨遭遇，已充分显示毒蛇害得老百姓苦不堪言。而从作者跟蒋氏的对话和蒋氏自陈心曲来看，这种悲惨又与乡邻被赋敛逼迫生活窘迫而死或为了躲避赋敛冒死迁徙而死相比，还要好那么一点点，捕蛇这么痛苦的事情还要算是不幸中的万幸，难言之隐深蕴其中。

最后，从孔子的一句名言“苛政猛于虎”，翻变出全篇主旨“赋敛之毒有甚是蛇”，很容易使人产生“千古如斯”的感慨。赋敛比毒蛇还要毒得多，这是多么惨无人道的事情。作者揭露这一人间悲惨的事实，借此来表述他对政府向民间征税问题的看法，并明确表达希望能被“观人风者”看到的愿望。

本文是柳宗元被贬到永州担任司马时写的，下笔就要比《种树郭橐驼传》尖锐得多。他这个人“跌倒不服倒头死”，尽管因变革政治而遭遇贬谪，甚至险些丢命；尽管，司马是刺史的助手，有职无权，实际是个被编管的“僇人（罪人）”，仍然痴心不改，一如既往地关注社会问题，关心民生疾苦，并以著文的方式表达他改革政治的愿望，表现了作者为民请命的急切与勇猛与热诚。

《五柳先生传》 结尾也仿史家笔法，有一段“赞”。《文心雕龙》说：“赞者，明也，助也。”就是对史传正文的记事和褒贬做进一步的补充和阐发。正传中记事未完备，在“赞”中补足，这就是“助”；褒贬未详尽，在“赞”中讲透，这就是“明”。五柳先生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就是“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几句画龙点睛之笔，把五柳先生的精神阐发得更为明晰，属于“明”。赞赏五柳先生简直是无怀氏、葛天氏时代的老百姓，等于说五柳先生的生活是上古理想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属于“助”。（参见孙静《〈五柳先生传〉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