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寻欢作乐的“花街”——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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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花魁游女浮世绘德川家康京都 |
喜多川歌磨
《吉原之花》
1793年(宽政五年)前后
纸本着色 203.8×274.9 cm(原轴装)
私人藏
1590年(天正十八年)德川家康奉丰臣秀吉之命到关东平原的江户地区建立领地,当时的江户只是一个小渔村,满目荒凉,德川家康看中这里广阔的平原和丰富的水运资源将有利于今后的城市发展。他通令全国各地诸侯参与江户建设,集中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工事,拓荒填海,疏通水道,并以全国中央城市的宏伟构想展开市区规划和建设。被大量征召到江户的年轻武士几乎都是单身,此外,随着新兴都市江户城市建设的急速发展,来自全国的商人等各界人士纷纷聚集,使得男性人口骤增。当年江户最盛期人口达百万之众,其中青壮年男性约二十五万,武士与平民各占半数,但中青年女性仅有八万余人,性别比超过三比一,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由此导致娼妓泛滥,色情业应运而生。为了整肃风纪,幕府终于批准设立集中娼妓区,江户唯一获得政府许可的娼妓区——吉原——开发于1617年(元和三年),翌年开始营业。1638年(宽永十五年),设置了著名的吉原大门,四周隔离并派专人看管,封闭式的游廓正式形成。早期吉原的顾客主要是有权势的贵族和上层武士,营业时间限定于白天。江户吉原与京都和大阪的“游廓”遥相呼应,共同形成日本三大“花街”,成为万众瞩目的寻欢作乐之地。
吉原妓女端坐在沿街的栅栏后面招揽游客,日语称为“张见世”(摄于1900年)。
当年浮世绘版画描绘的吉原游廓全景,中央是樱花大道,远处可见富士山。
吉原的大部分妓女都来自农村的贫苦家庭,当然,妓女并非个个出生贫寒,也有不少是京都公卿贵族门第的公主,或是触犯幕府而遭改易抄家的诸侯千金。据1791年(宽政三年)出版的《吉原细见》记载,当时的妓女接近三千人之多,俨然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等级社会。其中最高级别的妓女被称为“花魁”,也称太夫。花魁不仅容貌姣好,还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可谓才色兼备的明星,她们擅长乐曲、茶道、花道、诗歌、书法及舞蹈等传统技艺。
十岁左右的女孩进入吉原之后称为“秃”,类似婢女,先从事日常杂务,侍候游女们的生活并耳濡目染,有悟性的孩子将有希望打开走向花魁的道路。十五岁左右的少女称为“新造”,正式进入见习阶段后称为“振袖新造”,作为游女的代理安排场面上的事务,十七岁之后才完成见习阶段,开始独立接客。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她们还要学习各种乐器演奏、茶艺歌舞、赋诗书画等,以提高自身资质,努力成为最高级的花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花魁道中”的场面,接到指名的花魁从住处出发到与来客见面场所的过程。花魁走在中央,有年少的“秃”随身伴行,候补花魁“振袖新造”在前面引路,随行的还有照顾日常生活的年长退役游女和提灯打伞开路断后的一干人马,浩浩荡荡招摇过市。由于“花魁道中”的场面极为奢华且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使之成为浮世绘美人画的主要题材。
“花魁道中”是高级妓女花魁的出行仪式。图为当年京都岛原花魁出行的真实情
景(摄于1890年),花车开道,侍从前呼后拥,场面奢华。
“花魁道中”由于具有浓郁的民俗特色,现已被作为江户时代的
大众文化景观保留下来,图为东京文化节上的“花魁道中”表演。
从某种意义上说,吉原并不是一般概念中的花街柳巷,而是江户最大的社交场所,几乎相当于今天的文化艺术中心。这里有优美的工艺美术品和名花名曲可供鉴赏,游客还可以参加俳谐与茶道的聚会,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和浮世绘画师也是吉原的常客。除了从事色情业的游女之外,在吉原活动的还有许多职业艺人,以及大量从事服务行业的职员。吉原有着自己的年间节庆,被称为“仲之町”的中央樱花大道是吉原文化的中心地区。许多源自吉原的乐曲成为江户坊间的流行曲,许多歌舞伎剧目都以吉原故事为题材,浮世绘等绘画形式也以吉原为奢华的舞台。浮世绘美人画大师喜多川歌磨的作品《吉原之花》(见首图),表现的就是吉原茶屋周围在樱花盛开的3月的赏花情景。左下方的街面上三位“花魁”正在侍女们的簇拥下款款而行;二层正在举行歌舞表演,鼓乐齐鸣,婀娜多姿。全画共出现约五十位人物,光彩照人的服饰与樱花竞相媲美,极尽奢华。这是当年吉原的真实写照,也是浮世绘画史上唯一一幅全景式表现吉原的作品。
许多民间文学形式也对吉原故事大书特书,由此诞生了细腻描写特定场合下特定人物关系的“游里文学”。精通吉原之道甚至娶吉原游女为妻的江户文人、浮世绘画师山东京传,在他1787年(天明七年)刊行的洒落本《古契三唱》中有诗曰:“新拓江都地,青楼美人多。珊瑚翡翠枕,锦绣鸳鸯褥。武藏镫悬思,常陆绅绣情。朝朝云雨契,夜夜郎君新。”淋漓尽致地道出了吉原欢场的浮华和奢靡。
吉原历经百年变迁,成为江户大众文化的发祥地。被称为“粹”的独特概念当初是形容男子在吉原与游女交往的礼节。吉原既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也是梦想成真的乌托邦,与一般意义上的红灯区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模拟结婚”,即所有程序与现实中一样,虚假与真诚的感情在这里交织,规矩繁复且彬彬有礼。一般都要经历“初会”、“里”和“驯染”三部曲,每个程序均极费时,双方都表现得矜持高傲且温文尔雅,全无皮肉生意的粗俗淫恶,否则即“无粹”。“粹”可以理解为有风度、有教养的概念,后来推而广之逐渐演变为江户人崇尚的品格修养和审美意识。与此类似的另一个概念是“通”,原指对吉原的各种游乐方式的捻熟,也指在风月场上对人情世故的机敏反应,后来逐渐演变为特指对某一事物或领域的熟练程度,与“粹”一起成为具有江户特色的文化概念。
18世纪前期,吉原总人口超过八千人,其中游女人数在1743年(宽保三年)前后达到二至三千人。维持这样一个庞大人群的生活来源,不再是拥有特权的富裕阶层,而是大批下级武士和市民职员等。元禄年间(1688~1703)之后,随着武家政权的逐渐衰弱,江户开始成为以市民为主导的城市,富裕起来的市民尤其是幕府的御用商人成为吉原的常客。宝历年间(1751~1764),作为等级制的高级妓女的花魁等不复存在,曾经作为见面场所、收取高额费用的“扬屋”也随之消失。由此,吉原的游乐方式也随之简化,加速了性作为商品交易的大众化。随着吉原游廓的门槛渐低,不仅吸引江户市民,也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迎来了繁荣的高峰。吉原由此引领着社会时尚潮流,最主要的当属发型发饰与服装服饰。吉原最初流行的是“兵库髻”发型,在此基础上加之发簪数量的变化,经历“胜山髻”的演变之后,江户后期流行的如高耸的富士山一般的“岛田髻”为普通妇女所模仿,一直沿袭至今。此外,虽然游女们有着不同于普通市民的特殊衣着方式,精美的服装款式与服饰纹样依然成为江户时代服装时尚潮流的发源地。因此,妇女也成为吉原的常客,她们可以在这里发现最新的服装款式与花样。正如日本学者小泽昭一指出的那样:“浮世绘就像今天的女性杂志,吉原就是流行款式的发源地。大家都模仿花魁的风俗”。
吉原是与歌舞伎町齐名的游乐欢场,江户人通常将其相提并论,称作江户的“二大恶所”。而正是吉原和歌舞伎一道成为浮世绘生长的土壤,吉原、歌舞伎、浮世绘三位一体,成为江户时代平民文化的三大支柱。江户东京博物馆馆长竹内诚明确指出:“江户吉原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但若离开吉原,江户文化将无从谈起。”
吉原花魁都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图为今天坐落在浅草神社内由
花魁题写的诗碑。
吉原在历史上多次遭遇火灾,在大火中遇难的妓女们后来被合葬在附近的净闲寺,
建有“新吉原总灵塔”,墓志铭上写道:“生来苦界,死后花醉净闲寺”,是妓女
苦难人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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