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老替农民拿主意（话说新农村）

                                       赵永平

如果项目只是政府一厢情愿，不接地气，注定难落地。要把农村发展的决策权交给农民，交给市场，放手让农民自主选择

在某地农村走访，听到一些干部抱怨：政府费劲引来的项目，可农民为啥不买账？

一个是产业项目。干部说替农民算过账，一家一户种粮，一亩地年收入也就七八百元，而土地流转给企业种菜，农民啥也不干，一亩地光租金就有1000元，农民还能不愿意？可两年了，许多村民还是不愿流转土地。一个现代农业园区开发，拆迁旧村，让土地集中连片。农民搬出旧房子，住上新楼房，还能不高兴？结果，不少农民上访不断。

其实，农民有自己的考虑。说起产业项目，有人抱怨，你企业赚的再多，跟农民也没关系，一旦赔了，企业一拍屁股走人，农民咋办？说起园区的拆迁，不少村民不满，住惯了农家小院，习惯了田园生活，为啥非要撵人上楼？有人说，公司看重的是用地指标，拆迁村庄省出土地，再置换出用地指标卖钱，把农民撇在了一边。

看来，不是农民没算明白账，而是地方干部一厢情愿，越位了。

现在，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有的地方一哄而上搞特色产业，结果种多了，卖不出去；有的过度追求城镇化速度，强迫农民“拆村”“上楼”， 引发农村纠纷；有的土地流转下命令、定指标，违背农民意愿，甚至打着改革旗号多占耕地；乐于引进大企业、大资本，把农民排斥出去……问题出在一些干部身上，他们总觉得自己比农民强，总要替农民拿主意。抱有这种惯性思维，下乡调研蜻蜓点水，不倾听农民心声，不了解农村实情，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开个会”，规划就出来了。这样一厢情愿的决策难接地气，注定难以落地。

各地农村千差万别，农民需求多元多样，解决农业现代化发展难题必须立足国情、立足实际，充分尊重农民、依靠农民、相信农民。只有让农民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把农村发展的决策权交给农民，交给市场，才能调动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创造力，找到适合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

实际上，基层有宝藏，群众有智慧。一家一户增收难，一些地方创造出“联耕联种”“土地股份合作”等模式，破解了分散经营难题；农业贷款难，一些农民创造出 “资金互助社”“联户贷款”等形式，缓解资金难题；“三资”管理难，一些农村探索集体产权改革，量化股权，化解了管理难题。这些制约农村发展“老大难”问题的解决，靠的正是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尊重农民、相信农民，政府不是撒手不管。当前“三农”发展新老难题交织，强基础、补短板，政府要做的事还很多。要加快从“管理员”向“服务员”转变，真正深入农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难题；做好制度顶层设计，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只要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农民群众欢迎，不管什么形式，都要鼓励和支持。总之，就是要放手让广大农民自主选择，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农业现代化主体是农民，“有形之手”如何拿捏适度，考验的不仅是政府智慧，更是干部对农民的真情。

《人民日报》（ 2015年01月25日 09 版）

扶贫搬迁，不能忘了初心（话说新农村）

顾仲阳

    扶贫搬迁不能光把目标聚焦在盖新房上，而应紧紧围绕脱贫目标推进，这个方向须臾不能偏离

　　近来去贫困县采访，几乎每次都会被邀请去看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是新一轮脱贫攻坚的标志性工程，中央计划投入6000亿元，2020年前让1000万人挪穷窝。除了投入大幅增加，还有土地增减挂钩指标允许在省域范围内使用等高含金量政策配套，地方积极性非常高。

　　看看安置点，确实成效明显：成排的新房，完善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便利的菜市场、卫生院等配套设施。搬出来的贫困群众确实受益良多：住得更安全，生活更方便，基本公共服务更完善，更重要的是，很多安置点就业增收的机会也更多了。

　　坐下来和搬迁贫困户深入聊一聊，不难发现，虽然挪了穷窝，但要顺利斩断穷根，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不小。

　　搬出来后不一定稳得住。某地贫困群众，搬迁后不习惯住楼房，宁可把新房空着，又跑回山里去住。

　　搬出来后不一定能脱贫致富。一些搬迁群众在新家附近找不到 “富业”，外出打工不成，回去务农又不便，增收无门。加上为住新房借了债，日常开支又增加，生活举步维艰。

　　很显然，对于易地扶贫搬迁，保障住房安全当然必要，但让搬迁群众脱贫才应当是真正的出发点和目标。

　　规划立项时，对搬迁群众的增收路径要有针对性设计。比如，安置点能否尽量安排在离城镇、离园区、离景点比较近的地方，增加贫困群众打工挣钱的机会。再比如，在中心村等搬迁安置点，因地制宜地配套发展特色产业，把搬迁贫困群众尽可能纳入产业发展链条。

　　配套政策要有针对性安排。对于有些贫困群众搬不出、稳不住的现象，有的地方出台政策，一定时期内搬迁户仍可保留原有的宅基地，山林、承包地的经营权也保持不变，惠农政策继续享受，这很好解决了搬迁群众的后顾之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的地方农民搬迁后，农村户口变为城镇户口，宅基地、承包地很快被收了回去，一些上了年纪不太好再就业的群众脱贫难度明显增加。

　　工作重心要调整。一些地方政府把易地扶贫搬迁更多作为拉动投资保增长的重要手段，着力点主要放在盖新房、完善配套设施上。对怎么为搬迁贫困群众创造更多更适合的就业、增收机会发力不够，办法不多，有的甚至压根不管。这显然有点本末倒置。应把工作重心更多放在加强技能培训，引进发展配套产业，加大劳务输出等工作上，帮助搬迁群众住得好的同时尽快致富。这方面，不少地方已有成功的实践。有的地方把农民搬迁退出的宅基地整理复垦发展现代农业，有的把土地节余指标资金收益入股投资产业，搬迁农民成了股东，多一份稳定的收入。有的在安置点配建公共厂房，承接企业来料计件加工，让搬迁农民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在家门口打工。这些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总之，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易地扶贫搬迁要紧紧围绕脱贫目标推进，这个方向可不能偏离了。

　　《 人民日报 》（ 2016年06月19日 09 版）

人民日报：农业并非一“网”就灵（话说新农村）

赵永平

    “互联网+”只是农业发展的技术工具，更应注重“+”后面的内容，遵循农业特点和基本规律，真正实现农业资源优化配置

　　打开手机，就能遥控施肥、浇地；轻点鼠标，就能让农产品销往全国……“互联网+农业”带来从田间到指尖的深刻变革。然而，一些地方一味追求高大上，你搞大数据，我上物联网，园区里互联网技术一应俱全，好像离了互联网就搞不了现代农业。农业发展果真能“一网就灵”吗？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有人认为，智慧农业、物联网等新理念新技术不断应用，通过“机器换人”“互联网+农业”可以取代农民。事实上，农业是一个特殊产业，它的自然性和生命特性决定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农业的组织形式不同于工业。从生产方式看，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再高，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人工，比如小麦机播后要人工补苗，苹果要人工套袋，有的防疫要人工投药，一家一户的精耕细作，是规模经营难以做到的。再从规模化水平看，智慧农业要求集约经营，而我国人多地少，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农业绝大多数还要靠普通农户，不能为了“规模”把大量农户从土地挤出去。

　　有人认为，互联网技术可以实现集约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实际上，“互联网+农业”要大投入，比如物联网的数据收集、监控成本高，普通农户是很难接受的；建立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前期投入不小，不是任何企业都愿投入的。高投入必然要求高效益，但高端市场是有限的。“这几年干智慧农业的不少，但活下来的不多。”一位现代农业园区老板坦言，他们产的有机蔬菜，靠会员销售，订一年菜要2万元，普通消费者难以承受。

　　有人认为，“互联网+农业”能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解决农产品卖难。实际上，农产品产销对接是个世界性难题，农产品电商也有局限性，对于局部地区、部分产品而言，利用互联网解决卖难是可能的，但对大多数农产品来说，其季节性、周期性和风险性决定了难以像工业生产那样，根据信息及时调整决策。互联网再快，也改变不了农业生产周期，无论市场信息如何及时、供求信息如何对称，让农业结构完全与市场对接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一位蔬菜经纪人坦言，年初南方低温天气，许多菜签好订单都生产不出来，农业就是这样，自然风险不可控，电商再火也没多少量，蔬菜销售大部分还是靠线下交易。

　　不可否认，现在互联网技术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农业生产上，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业转型升级。但“互联网+”和农业机械、农业科技一样，是农业发展的技术和工具，它在农业领域发挥多大作用，更应该注重“+”后面的内容，如何让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充分融合，如何真正实现农业资源优化配置，这才是关键。如果违背农业的特点和基本规律，只追求互联网这个概念，农业发展就会误入歧途。

　　农业转型升级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不要拔苗助长。说到底，解决农业问题还是要依靠农业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农业发展的短板还不少，需要政府下力气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构建新型经营体系，营造适应新时期农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投身农业，也应该有平常心，农业不会一夜暴富，互联网也不是神药，正确认识农业特点，正确发挥互联网的作用，才能克服发展过程中的浮躁情绪，促进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 人民日报 》（ 2016年06月26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