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绿色减贫牢牢守住两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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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扶贫文摘 |
核心提示
7月11日,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贵州省扶贫办、贵州民族大学等单位共同承办的生态文明与反贫困论坛形成“2014反贫困贵阳共识”,提出反贫困要守住经济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提出了绿色减贫概念和倡议。
相对于“扶贫”,“反贫困”概念更强调贫困群体的主体性角色,更强调治理视角、更侧重支持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支持其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并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获益。
来自政府机构、联合国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国内公益组织等境内外社会发展与反贫困领域的领导、专家,紧紧围绕三位一体建设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全球反贫困中国责任承担,反贫困与可持续产业发展,贫困群体的行动主体重构4大议题展开对话,分享全球反贫困工作经验、推进反贫困共识、探讨中国在全球反贫困行动中的角色与能力、支持中国在国内反贫困工作推进过程中探索全球责任承担。
与会嘉宾共同探讨以贫困区域和人群为主体的、以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能力成长支持为主要工作方法的反贫困工作模式、方法与路径。形成中国通过社会协同参与发展援助,构建公共外交支持系统的支持性经验。通过总结国际、国内反贫困经验,推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民间机构以及相关组织构建反贫困研究平台、组建“反贫困智库”,为中国反贫困事业提供智力支持。
通过对话,形成了论坛共识:反贫困需要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实施绿色减贫战略,才能真正培育社区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连片贫困区的贫困问题,促进片区的生态文明建设。
嘉宾观点
诺德厚(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员):
生态保护和人类发展两不误
生态文明是一个全面的概念,它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如果牺牲环境发展经济,是不可持续性的,行不通的。为此,生态文明的概念非常重要,它等同于人类的发展,这也正是联合国致力于推动生态文明的重要原则。
生态保护与人类发展存在一定矛盾,在发展过程中,要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案。
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国际社会对中国也有更多期待。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同时也面临贫困的问题。贫困人口数量庞大,还面临水污染、空气污染、收入不平等等挑战。扶贫的同时,保护好环境,实现生态文明发展,实现社会公平,都是非常重要。
中国既要满足国际社会对发挥扶贫领导力的期望,又要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应对新问题的挑战,应该与其他国家分享扶贫和经济发展经验,中外结合,以人为本。
哈米德·谢里夫(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
帮助农民建设有活力健康农村
亚行的宗旨,就是帮助亚太地区解决贫困问题,我们在华也开展很多的工作,目的就是搭建桥梁促进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在能源、水电等方面,支持中国地区落后地方的发展。
只提供基础设施还不够,好的扶贫管理,本身也是一种投资,是对一个社区全方位的投资,落后地区也有美好未来,最关键的是要有更平衡的城乡关系。
亚行致力于帮助农民建设自己的家园,一个有活力、健康的农村才能和自然保持平衡关系,他们应该珍惜自己的环境,同时拥有自己文化特色,这不仅是可能的并且也是美好的。
环保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各地居民应该是环保的主体,通过给他们时间、资源、信息以及机会,提升村民能力,主动担负起责任。
开展农村项目,不能只重视短期效果,要着眼长远,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评估先行。依靠社会力量和企业,提升贫困人口的能力,发挥他们在脱贫中的主体作用。
刘永富(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贫困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生态文明问题。生态环境脆弱与贫困问题互为因果,必须一手抓扶贫开发,一手抓生态文明建设,把反贫困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扶贫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性互动。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还有13万多个贫困村,8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这些地方大多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域和生态屏障,对当地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中国政府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决保护生态环境,实施科学扶贫,精准扶贫,打好扶贫攻坚战。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创新扶贫新品牌、探索建立区域性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扶贫开发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推动扶贫和生态科学、持续发展。
邓荣基(世界宣明会桂黔区域办区域总监):
提升母亲的养育能力
宣明会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帮助不同地方的儿童来服务,目标架构很简单,包括让儿童享有健康、接受教育的机会,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保护。这些目标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儿童营养状况,不见得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
反贫困可持续能力,能够让贫困人口作为反贫困能力的主体,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我们帮助社区0-5岁儿童改善营养,在这个过程中,带入各种能力提升的内容,比如提升照顾儿童知识和能力,培养提升新生儿母亲的科学哺养能力,用科学方法养育孩子成长的能力。
迈克尔·海尔曼(“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B>瑞士>驻中国首席代表):
农民互助小组提升反贫困能力
扶贫需要保持人们团结一致。我们应该挣脱贫困的表象,凝聚力量,与贫困群体并肩奋斗。
贫困群体是反贫困运动中的行动主体。贫困群体需要来自外界的支持,更需要他们自身奋斗。
互满爱农民互助小组模式,是表现这种奋斗的很好实践。项目最基础的方法是:组织50个农民为一个小组,通过小组带给他们相对先进的,但同时又是简单的,可持续的农业技术培训。
农民互助小组项目围绕三个核心开展活动:形成小组和合作社分享经验;提供培训、示范和扩展服务,以及丰富知识;提供小额津贴和家畜传递津贴,给予支持。
目前,在云南和重庆有6700多家农户从中增长了技能,提高了收入,保护了当地自然资源。
建议贵州省采取三项措施:建立农民互助小组(自愿参加);培训当地农民成为“农业指导员”;雇佣社工、志愿者、大学生等成为镇级项目经理。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让志愿者成为反贫困生力军
扶贫志愿者是自愿参与扶贫、帮助扶贫的人。志愿者是一个宝库,但目前主要都还是在城市里面工作,所做的事情基本在社区。如果庞大的志愿服务者致力于贫困地区的反贫困,是非常值得关注和推动的事情。
“精准扶贫”和网络化,为城市志愿者和农村需求对接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我国正在推行“精准扶贫”,为农村贫困人口建档立卡,识别贫困人群,查明贫困原因,了解贫困者需求,因人而异进行帮扶;先进的通信,使农村基本实现了联网,智能手机普及,为需求搭起了桥梁。
通过更多志愿者参与,配合政府的主力扶贫,把志愿者与农村需求对接起来,可以走出一条新的扶贫路子。
汤竹丽(联合国女署驻华办事处中国国别主任):
重视赋予妇女权利
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然面临一些非常复杂的发展需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性别差距在拉大。
中国80%的男人工作,而女人工作的比例不到70%。如果妇女工作的比例增加,将拉动GDP增长,同时还能扶贫,减少男女收入差距,有利于社会稳定。
妇女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一个国家如果愿意投资于妇女,整个社会也会因此而受益匪浅。一个国家如果重视赋予妇女权利,效果是明显的,妇女有经济权利,她们能更好地照顾家庭,让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减少家庭贫困,提高妇女在家中的地位,会取得更良好的扶贫效果。
徐嵩龄(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文化与自然经济学研究专家,国务院参事):
确定贵州民族村寨发展并行主题
贵州人民尤其少数民族同胞,为保护我国环境,生态和文化资源,在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曾经做出了极大牺牲。
应充分利用国家新的改革发展形势,充分利用贵州正在形成的新的发展局面以及新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最有效地利用贵州的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并在中央政府的有力政策支持下,使贵州民族村寨获得前所未有的高品位发展,并使得花了极高代价保存下来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不仅继续得到保护,而且能使它们转化为贵州新一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驱动因素。
因此,城镇化、产业化、保护和申遗,应成为贵州民族村寨发展的并行主题。以城镇化,尤其是产业化,基本改变民族村寨的经济社会落后状况;以保护确保生态、环境和文化的可持续性;以申遗提升民族村寨发展的品位。
李昌平(中国乡村建设规划院院长):
“三生共赢”指导村社综合发展
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激活村社组织好农户主体性及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以三生(生产发展、生活提高、生态改善)共赢为指导,自主经营农村,增加农户和村社集体收入。
河南信阳郝堂村是一个贫困村,从2009年9月创建村两委主导的“郝堂村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为村民承包地、山林等提供抵押贷款和土地流转等服务,按照三生共赢的理念,自主推进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经政府扶持和中国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北京绿十字、中国乡建院等机构协作,2013年郝堂村被建设部等部委评为首批国家级生态幸福村,成为全国知名生态文化旅游村之一。农民家庭经济翻番,村社集体经济快速增长。
鲍世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首席专家):
挖掘贵州农村传统生态智慧
近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贵州的村落,谈一点亲身体会。
钱学森提出,21世纪的中国要建设“山水城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表达的就是要处理好“天”(自然)和“人”(人工)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一方面,建设的同时,要注意生态保护、生态保育。贵州的鲍家屯村,一个600多年的古村落,当时规划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在建设中要注意和自然环境协调。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仍以鲍屯村为例,它的建筑轴线,正好建设在自然的山水轴线上,实现了两者完美的结合。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主要是农业文明。在农村蕴藏着深邃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