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林毅夫：贫富悬殊要归咎于经济模式的根本缺陷

    最近，林毅夫在澳洲国立大学和Asia Pacific Press共同出版的论文集“中国的两难(China's Dilemma)”中指出，中国贫富悬殊部分要归咎于经济模式的根本缺陷。林毅夫指出，以“效率”之名将企业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将由此产生的所得不均问题留给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去处理。林毅夫指出，“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确保穷人的收入增长高于富人，但这不应透过再分配来达成。”企业或许因政府着重“效率”而财源滚滚，但这不过是因为政府给予庇护，令它们免于面对市场竞争，且可获得国家巨额的补贴。“然而这些获利基本上是一种财富转移，势必会导致社会不稳。”

    林毅夫的建议可归纳如是：一是中国必须推动小型银行来帮助小型企业成长。他指出，目前体系让国有银行放款给大型企业进行资本密集的投资，而像是农民若想贷款添购鸡舍则根本求助无门。二是应显着增加对资源企业征税。林毅夫指出，税费太低让一些矿产和石油公司大发利市，进一步扭曲收入不均的情况。中国对这些企业的税费率仅1.8%，美国则为12%。三是尽可能打破垄断、鼓励竞争，这将可降低产品及服务的价格以及企业利润。林毅夫称，“一旦实现完整的市场制度，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而事实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是扩大而非缩小了。

    亚洲开发银行去年的报告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40.7窜升至2004年的47.3，已处于典型的拉美国家水平。印度的基尼系数明显较低，为36.2 (在所得完全平均分配的社会，基尼系数为零；所得全部集中在一个人手上，则基尼系数为100)。以另一指标衡量，中国在1978年展开市场改革时，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的2.6倍，而到2006年时已扩大至3.3倍。林毅夫称，这是全世界贫富最悬殊的现象之一，他写道，“古谚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

    食品价格窜升使得政府处理贫富悬殊的工作更为复杂。城市的贫穷阶层相当大部分的收入花在三餐上，食品涨价显然令他们大受打击。然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学者王德文指出，对于中国为数7.37亿的农村人口来说，食品涨价是好事，因为他们的农产品可卖得更好的价钱。在政府大力关注农村医疗、教育及基础建设下，今年上半年农村收入较去年同期成长19.8%，增幅高于城市的14.4%。王德文称，“如你所见，中国农民收入增幅高于通胀率，这意味着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不过他亦补充道，“通胀对于穷人的冲击总是大过富人，中国也不例外。”

    里昂证券(CLSA)近期研究显示，由于价格上扬，在每月所得低于1，000元人民币(147美元)的家庭中，已有54%缩减肉类消费。在同样的背景下，世界银行亦指出，越南贫富不均的情况可能会恶化，虽然许多生活在贫穷线附近的农民是稻米的供应者，可受惠于粮价上涨。世行称，“贫穷问题以及食品涨价对所得分配的影响相当复杂，不要以为有全球通用的一套政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