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府在北宋是陪都，又称“北京大名府”，北宋是大名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五礼记碑俗称五礼碑，此碑形体庞大，为石灰石质结构，自下而上，由基石、龟趺、碑身、碑额四个部分累叠而成，通高11.95米，宽3.04米，厚1.13米，重140.3吨。据考证为我国现存最高、最大的碑。

    五礼记碑又称唐宋碑，原因是这通碑原为唐碑，为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奉唐文宗之命为魏博节度使何进滔撰写的德政碑，立于唐开成五年（840年）。后来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徽宗修编《五礼新仪》，诏谕大名府尹梁子美为《五礼新仪》立碑刻记，梁子美为讨好皇上，毁何进滔德政碑，以其石改刻《五礼新仪》。碑首精雕八条巨龙，碑额阳面正中为宋徽宗篆额“御制大观五礼之记”双行八字，简称“五礼记碑”。碑身两侧为柳公权墨迹，碑阴刻唐“何进滔德政碑”，碑文改刻为“御制五礼记碑文”，因而又称“唐宋碑”。

    梁子美在磨碑时，有可能是因碑楼掩盖，两侧柳公权写的字才保留下来。历经千年的侵蚀，这些剩下不多的字迹，仍可辨出刚劲秀丽的柳体风格。

该石碑从碑石开采到磨洗成碑，从运输到矗立，从碑首巨龙到碑座赑屃雕刻，都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超智慧和精湛技艺。是研究唐代雕刻艺术和柳公权、赵佶书法艺术的蓝本。八条巨龙和赑屃的雕刻风格为后人研究唐朝的雕刻工艺提供了蓝本。名家墨迹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清代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右》记载“碑甚大，而字亦雄伟，惜石已断裂。”

   该石碑历经唐宋两个王朝的打造，形成了非常独特的现象——唐碑宋承，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它不仅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见证，更是大宋陪都政治、经济、文化的见证，还是大名作为“河朔重镇”、“北门锁钥”的军事战略位置的见证。因此，该大石碑不仅是研究大名府历史难得的文物资料，而且是研究唐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文物资料。

相传，这座大石碑是个神碑，驮碑之龟具有灵性。大名府城地处漳河、卫河下游，常常闹水灾，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每次发大水的时候，水涨，龟就驮着城涨，大名府城免受水灾之患。然自相面人凿下龟头，盗走宝物后，漳河卫河再次发大水，一下子就把大名府城冲毁，整个城池被淤埋地下。

大名县石刻博物馆展览以邯郸石刻文化遗存为主题，以实物、图片、图表、拓片、文字、影像等为载体，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系统反映了邯郸地区自北朝至宋代石刻艺术。展览共分4部分：北朝造像、隋唐造像、五代及宋造像、北朝刻经拓片。其中以邺城的汉白玉造像、常乐寺的红砂石造像最为精美。博物馆北廊主要陈列自唐至新中国成立前各时期碑刻25件，东廊北端为碑刻11件，墓志38方，西廊为大名籍现代书法家书写大名典故、史料及说明碑60余件。馆内中心树立“五礼记碑”，地面散放碑刻、石雕等20余件，极具观赏价值。邯郸石刻艺术源远流长，早在8000年前，磁山先民就创造了石磨盘、石磨棒等原始石刻艺术形态。邯郸境内至今还保留着弥足珍贵的汉代“群臣上醻”和“赵国易阳南界”刻石。北朝时期邺城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留下了南北响堂石窟和众多的单体石造像，创造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北齐样式”，对隋唐以后造像艺术影响深远。

大名县石刻博物馆为隶属于县文保所的一个集石刻保护、旅游、观光的一个开放场所，与县文保所为一套人马，原定名为“大名县碑廊”，1984年始定址在县招待所院内东南角，占地面积5493平方米，1985年以来，陆续运进碑刻11件。后考虑“王礼记碑”搬迁困难和馆址较小，迁址于县城东7华里孔庄村北现址，占地面积约9800平方米，石刻馆1986年5月奠基，1987年元月将全国最大古碑“五礼记碑”残块由大街乡双台村迁入。1987年8月，将原址11件碑刻迁入。

                       在石碑长廊展示了大量古今书法。
         1997年至2004年陆续征集碑刻90余件。进行了围墙翻修、大门修建、办公室、展室及库房共十间、东廊三十间、西廊二十九间及角亭、人工湖的工程建设。至此，石刻馆现藏古代碑刻140余件，现代书法碑刻60余件。

         五礼记碑是书法、石刻艺术的精品，具有较高的文物与书法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