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儿被想象卡死

茉茉宫

2007年，我顺利拿到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但专业能力还远远不能私人执业，就暂时在一家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做兼职的助理工作，每周大概需要坐班两、三天。

也许是人品还算不错，很快，又有一个特别合适的工作机会找到我。

那时，中国这边的《心理月刊》创刊不久，编辑部正好缺少一个兼职的英文编辑，同样也是不用坐班，主要负责细读每个月《心理月刊》的英文版，然后在每周二的下午参加编辑部的选题会，把英刊的内容详实地介绍给其他编辑，供大家借鉴参考。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可以假公济私地阅读大量的国外书报，以及，和众多国内外心理学大咖面对面接触的机会。

面试很简单，一番简略的相互介绍之后，当时的主编王珲女士递给我一本英文版的《三种心理学：弗洛伊德、斯金纳、罗杰斯》，请我据此写一篇4p的文字，向大众读者介绍斯金纳的生平。于是，在接下来的二周里，我在咨询室接待来访者的间隙，愉快地阅读和写作，很快就交上了一篇据说“还很不错”的文章。

不久，主编就开始放心我去做一些其他的文字工作，尤其是和各位心理学家的交流采访。一切似乎都进展得十分顺利，我甚至向其他的责任编辑一样，领到了更多的文字工作。可是挑战也就随之而来——毕竟，《心理月刊》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学期刊，其目标读者还是众多的都市时尚女性。随着领导不断看好我“成为一个优秀的责任编辑”的潜能，我的工作逐渐发展到需要接触一些心理学家以外的文化名人，学者、企业家、甚至演艺明星。

当然，具体的采访工作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我很喜欢和那些前来找我谈话的人们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亲近他们的内心，但是我不知道要如何向一个陌生人发出采访邀请。之前的采访，我都是直接到办公室主任那里“领任务”，按照领导事先安排好的日程，在某天某时带着录音笔到某地会见某人——这是作为一个媒体人的死穴。

我不敢。

当时的我，不敢给采访对象打电话，害怕一切可能和其实不可能发生的拒绝。从小到大，我都不相信自己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孩子，长大以后，也是更加喜欢阅读、思考、研究理论和查阅文献，而绝对不是给一个大众眼中闪闪发光的“名人”打电话。

于是，我无限制地推迟对采访对象的联系工作。每当拿起电话，我总是会找到一个十分恰当的理由，告诉自己应该“换个时间”——说不定人家还没起床，正在开会，见客户，吃饭，运动，度周末——我的采访任务一拖再拖，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晃过去，我非常完美地保护了自己不用去面对可能发生的“被拒绝”，而代价就是我的稿子交不上去——正文和tips都早早写好了，但是出镜人物那一栏，依然还像少女的眼神一样纯净而空白。

所以我就开始鸵鸟一样逃避。

每周二的选题会刚一结束，我就赶集收拾东西尽早闪人，生怕碰见领导被问起这件事，（好像人家不问就没事似的）甚至都准备好了随时被发现就立刻卷铺盖走人。当时的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不胜任，也不知道如何请求帮助，总觉得解释是一种罪，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就应该接受惩罚。或者说，似乎惩罚早一点到来，自己也就早一点获得解脱。

幸运的是，我当时遇到的领导都特别好。

首先是负责带我入行的主任，当她询问我为什么稿子拖了那么久还没交，语气中没有一点批评和指责，甚至先安慰我说“新编辑交不了稿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等我情绪放松之后，才继续提醒我说：“但是你要告诉我们现在面对的具体困难是什么，这样我们才知道怎样帮助你。 ”

两天之后，主编请我到她办公室谈话。她先送给我一本记者专业的入门书籍，然后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其实越是有名气的公众人物，越是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越是会平易近人。总之，就是很到位地鼓励了当时那个怂包的我，下班的路上就和我人生第一个约见的名人通了电话，约定了见面采访的事项。（当然，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领导在安排我的采访对象的时候，是一定考虑了这些问题的。我要面对的，都是一些口碑极好的老师。至于那些喜欢刁难媒体的小明星，根本就没让我碰。）

再后来，大概是一年半之后，随着我心理咨询工作的开始，最终我还是离开了《心理月刊》的编辑团队。但是，作为我的人生第一份较为正式的工作，那些宝贵的日子，教会了我许许多多的职场常识，帮助我顺利完成了从一个学生向工作人的身份转变。让我知道，工作这狗东西，其中一定会包括一些我们喜欢、能够胜任的任务，同时也一定会包括一些我们不喜欢、不擅长、不愿意去做的事情——而正是那些不甚可爱的方方面面，帮助我们把职业的梦想稳稳地落到地上，让它不再仅仅是个梦想。

而且，如今每每回忆起当初那个差点儿被“一个电话”困死的自己，除了有点儿想笑之外，也想向她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感谢她当初看似狼狈的坚持，让如今的我深刻地相信——生活中的很多困难和挑战，如果我们只是习惯性地一直逃，一直躲，就不会有机会允许自己去发现：原来它比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小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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