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增励 方均

印章，主人身份的象征，一种作为凭证的信物，国人使用印章，始于商周。至春秋后期，其形制，已经完全确定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元代文人创作的印章，有的在四侧、顶端留有与此印有关的款识，简洁的叙述，为了解主人，打开了一扇窗户。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苏东坡，其“苏轼之印”上，就刻有元祐二年在便殿与宣仁太后和哲宗皇帝交心面谈时的文字，动情落泪的情景；举烛送归的细节，宛在眼前，读来感人至深。

物证有声，经久不散。晚清，炉桥人方孝杰留下的一方印章，不仅是个人命运和国难的载体，也是集名家之作于一身的珍品。

方孝杰，字长孺。光绪乙酉（1885年）举人，曾任清廷刑部主事，清代“定文章”领衔人物之一方浚益之子，生于咸丰癸丑年（1853）十一月初三，卒于1900年六月庚子国难。

方孝杰印章由苍石道人（吴昌硕）所刻。吴昌硕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是集“诗、书、画、印”为一身的艺术大家，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1880年，其37岁时，结识了在江南为官的方浚益。

方浚益平生工刻印，留有《吉金录》等专著。吴与方，志趣相投，心心相映。因此，吴昌硕为方氏子制印，实在情理之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多年后，这枚印章，经历变故，痛失主人，于辗转间止步时，竟成了家国情怀的载体。

1900年夏，强寇入侵。玉石皆焚，浩劫空前。在达官贵人，甚至武将望风而逃的极度混乱背景下，方孝杰作为文官，毅然选择了坚守。不幸遇难，其印章流落易主。

两年后的夏日，赤日炎炎，街道上却冷落萧条。实业家、书法家、收藏大家龚心铭（字，景张）走进京城一家古玩店，意外看见一方落款为苍石道人的印章，初疑为赝品，仔细审阅，发现竟然是方长孺（孝杰）的信物，而其父方浚益为自己的姻亲长辈，时任南汇县知县。龚将此印购回，捧在手中，泪湿青衫，恍睹故人。

1897年，方孝杰与候补知府、《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为图富强，大胆创新，组办了晋丰公司，在山西长治市的石圪节东沟井开办煤矿。因缺乏“开矿修路本金”，于是向英国福公司借款白银1000万两作为运转资金，故而与英国商人签订了《请办晋省矿务借款合同》、《请办晋省矿务章程》，两份文件。由于经验不足，文本未明确英方福公司具体采矿地址，也未明晰华洋合办矿务管理权限等重要事宜，这就为洋商鲸吞华夏资源，提供了便利。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经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后，1898年，清总理衙门受命与福公司重订《山西开矿制铁及转运各色矿物章程》。结果是丧失权与利有过之而无不及：福公司以向山西商务局借款1000万元的出价名目，肆意攫取了在山西多地为期60年的煤铁矿开采等诸多权益。清廷商务局，仅仅获得了会办权。

当年断肠事，满纸泪光史。方孝杰与刘鹗本着“借外款以兴内利，引商力御兵力”的宗旨，兴办实业，结果却事与愿违，丧失主权，留下了屈辱。

艰难时代，命运漂浮。酷热天气中的偶遇纯属巧合，再次目睹遗物的龚景张于极度的沉痛中题写了跋款短文，详细地交代了此印的来龙去脉，以及自己和印章主人的亲戚关系。结尾处写道：长孺以庚子之变，殁于联军。今天意睹此，恍睹故人，无定河边益为增慨。“庚子之变，殁于联军”，短短八字，既点出了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对方长孺（孝杰）评价的定调。

“无定河边益为增慨”，化用唐代诗人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诗句，写出了天人相隔、悲叹感慨之情。景张记，裔申刻。

新增文字的雕刻者裔申：为近代篆刻名家钟以敬。其善小字款识，作品堪与清代学者、浙派篆刻艺术“西泠八大家”之一的陈秋堂比肩。龚请钟以敬为此印补刻，可谓妙笔成双，珠联璧合。至此，这方完美的印章，独具匠心的文字之外，更饱含着苦涩的清泪。

“江南定远方孝杰收藏秘笈印”，为多字印。篆刻艺术，多字印尤见作者功夫。细观主印章中的“方”、“秘”、“印”等字，笔法平和且有变化，可见炉火纯青的创作者对作品和人生的理解，尽在得心应手的表现中。全印大字与小字，构图分明，互为照应，给人以本真、沉稳之感。

经历沧桑，颇具故事色彩：见证生前身后事，融相关重大事件、技艺、亲友情以及收藏界的典故于一体，此印特有的内涵，格外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