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己卯庚辰本——《红楼梦版本论》

 

 
                                   【作者】林冠夫

 

 

    弁　言

 

    在《红楼梦》的版本演变中，出现过一个非常特殊，也十分重要的早期钞本，这就是“己卯庚辰本”。《红楼梦》的早期钞本，确曾有过这么一个本子，研究者对此不仅长期未引起注意，而且有关的说法亦甚至有误。

 

    今存的《红楼梦》钞本，有称为“己卯本”、“庚辰本”者，自胡适作《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之后，庚辰本名称既定，研究者因此而沿用这个名称。到标有“己卯冬月定本”字样的本子出现时，遂称之为己卯本。本文标题曰“论己卯庚辰本”，非分指今存的“己卯本”和“庚辰本”两个本子，亦非二者的简单相加，而是指独立存在的一个本子。以往研究《红楼梦》版本的专家，对这两个本子各有分别论述，认为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底本。

 

    本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虽然也是从现今流传的己卯本和庚辰本入手，察视两个本子所显示的版本现象，但要论述阐明的，却是二者最初的底本只有一个。我与版本专家们的分歧只有一点：专家们认为，己卯本和庚辰本有两个各自独立的底本，而我则发现，二者最初的底本只有一个，这就是从己卯到庚辰，跨年度完成的本子，这里姑称之为“己卯庚辰本”。

 

    同我的这个想法比较一致，即认为二本非各自独立的本子的，是香港学者梅节先生。那是1981年，我的《论王府本》发表于《红楼梦学刊》，其中有一段话是说己卯本和庚辰本不是两个版本，而是跨年完成的一个本子，即“己卯庚辰本”。这以后不久，收到梅节先生的一封信，还附有他的大作《论己卯本》的复印件。他的这篇研究著作，与我提出只是一个底本的文字，几乎同时发表，“所见不约而同”。

 

    版本的定名，本来是只要名称有别于他本，不滋误会即可。但今存的“己卯本”和“庚辰本”，却有其特殊之处，这就是：这两个本子由于版本名称而衍生了一些误会。即：据己卯和庚辰这两个版本年份，想当然认定，己卯年作者自定一个本子，即今存的己卯本。

 

    到庚辰年，又从头再作修定，即今存的庚辰本。研究者因此误认二者为各自分别独立形成的本子，然而，这样认定，却有舛版本事实。

 

    在《红楼梦》版本体系中，在今存的“己卯本”和“庚辰本”中明确以文字标出，曰“己卯冬月定本”、“庚辰秋月定本”。从字面看，倒像似为出于两个各自独立的底本。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事实上，在乾隆甲戌年(公元1754)之后，准确时间是己卯冬月，即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 ，曹雪芹开始对《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书作全面的修改定稿。这年冬天，完成了前四十回。到次年，即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公元1760)的秋月，又完成了后四十回。为什么这样认定，今“己卯冬月定本”字样，恰在己卯本第四分册十回书的分目录页上，而“庚辰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恰又是在庚辰本的第五、第七、第八这三个分册的十回书的分目录页中，即透露此中的消息。

 

    原始的“己卯庚辰本”，或者直接标有“己卯庚辰本”字样的本子，今天已无从寓目。但幸而如今尚在流传的两个本子，却有“己卯冬月定本”和“庚辰秋月定本”字样。由于今存的“己卯本”和“庚辰本”中所透露的某些迹象，今人才从而得知，《红楼梦》版本史上，确曾有过这个独立存在的重要本子。也正是由此，我们才得以确知“己卯庚辰本”的原始面貌。我们对“己卯庚辰本”的研究，主要依据的也正是今存的“己卯本”和“庚辰本”。

 

    也许，最初就是这般标法的，前四十回定毕于己卯冬月，标为“己卯冬月定本”，而后四十回，定毕于庚辰秋月，标为“庚辰秋月定本”。无论最初是怎么个标法，但从八十回书的版本整体来说，这其实只是同一个本子，即：从乾隆己卯之冬到次年庚辰秋，跨年度完成这个定稿本，却是《红楼梦》的版本事实。

 

    这次跨年度的定稿，前后所用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八十回书仍未能最终完成。如第十七、十八回分回，第二十一回收结，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书的补苴修订，第八十回的回目，等一系列问题，遗阙待补，依然还只是一次未了的定稿。

 

    此时，下距曹雪芹谢世之年，即乾隆甲申(公元1764)之春，只有四年时间。①在这四年左右的时间内，迄今未发见形成别的版本。因此，这个跨年度修订完成的本子，当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定稿本。

 

    通常，某一部经作家反复修改完成的作品，最后一稿最能体现作家作品的状况。当然，创作和修改过程中形成的稿本也很重要。那是从不同时期本子之间的版本差异中，了解成书过程，了解作家思想发展演变的历程，是属于另外的问题。而最后的定稿本，于研究作家的思想高度，艺术成就，艺术观和创作实践关系，以及作品艺术风格等等一系列问题，则是最主要的依据。所以，己卯庚辰本的价值，不仅超越早期问世的各个本子，也具有超越版本问题本身的意义。

 

    对于今存的己卯本和庚辰本，研究《红楼梦》版本的专家都很在意，历年相继出现研究著作数量不少。1933年1月，胡适的《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发表。这是论庚辰本最早问世的专著，全面系统，也最具代表性。②

 

    然而，胡适说庚辰本是一个乾隆庚辰年形成的独立本子，那是因为他研究庚辰本时，没能看到己卯本，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有失准确亦是在所难免。此后，己卯本出现，研究《红楼梦》版本的专家，都承袭胡氏这一思路，认为乾隆己卯年，曹雪芹对《红楼梦》又作了一次定稿，形成一个新本，称为“己卯本”。次年，即乾隆庚辰，曹雪芹对此书又从头进行一次定稿，形成另一个新本，称“庚辰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说法得到大多数学人的认可。

 

    在胡适的时代，对己卯本和庚辰本的研究，还不具备二者作联系考察的条件。那时，己卯本未露面，胡适氏论庚辰本，自然受时代和版本资料的限制，只能就庚辰本论庚辰本。后来版本专家们未能将二者的特殊异同作联系考察，仅就己卯、庚辰这些字面打转转，以致于产生一些误解，不能不是个缺失。

 

    今人看到现存的己卯本和庚辰本，都是过录本。如果追溯二者最初源头，即过录所据的祖本，是共同的。这个祖本就是：己卯庚辰本。因此，己卯本和庚辰本这两个本子的名称，如作更准确的表达，对己卯本，应称之为“过录己卯庚辰本A”，而庚辰本则应称为“过录己卯庚辰本B”。

 

    不过，在本文的叙述中，我们仍沿用“己卯本”和“庚辰本”这两个名称，不是自相矛盾，而其原因有二：一是为了便于叙述。二是我们研究这个“己卯庚辰本”，也正是从今存的己卯本和庚辰本入手。下面，先对这二个本子分别作一番简略的叙述。

 

己卯本

 

    今存的己卯本，是个过录本，而且还经辗转传抄，较之于原始的己卯庚辰本，中间尚隔了几代。但是，我们讨论己卯庚辰本，只能先从这个过录本开始。治《红楼梦》版本的学人，称此本为己卯本，相沿已久，这里为叙述方便，也沿用这个名称。

 

一、己卯本概况

 

   各家都已谈到过，己卯本今归北京图书馆收藏，残阙较多，仅三十八回，即第一回(卷首残阙，存留部分，始于“观花修竹”句，是个完整的下半版，与庚辰本相比较，可推知残阙部分当为三页半)至第二十回，第三十一回至第四十回，第六十一回至第七十回(内阙第六十四、六十七回，今己卯本的这两回书，系署名为武裕庵者另笔抄补，其底本为程甲本。武裕庵为何许人，迄无文字资料足征，惟抄补说明中有“据乾隆抄本补”一语，推测抄补时间为嘉道间或更后) 。又，第十回，止于完整的第六页末“肺经气分太虚者”句，残阙部分当为一页半。

 

    属于这个本子的，还有另一个部分。1975年3月，吴恩裕、冯其庸联名发表《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介绍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个《石头记》残本。此本存第五十五至五十九回(内第五十五回残前半回，第五十九回残后半回) ，为五十年代中国书店收购而得，后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继之，还有文雷的文章，也是介绍论述这个残本的。上述几位专家的文章，谓此残存五回书的重出，系属于己卯本的散佚部分回归，论证翔实，甚具说服力，当是可以信从的。

 

    据此说来，这个己卯本，由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三十八回，加上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五回，整个本子迄今尚存留于人世者，凡四十三回。

 

    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三十八回残本，几种研究己卯本的论著都已经指出，最早是由董康收藏，后归陶洙。此前还经哪一位藏书家收藏过，已无从追索了。

 

    这个本子的一位收藏者，不知为什么，干了件有违常规的事。开头的残阙部分，用蓝笔抄补进甲戌本文字，又用朱笔校以庚辰本的异文。作这番校补，如果开头补缀部分，使用另纸，也还罢了。可惜的是，这些校补文字，特别是以朱笔校庚辰本的异文，直接写在本子之中，加上本子原有的朱笔校文，使卷面乱成一团。按照常识，一个善本，本来是不允许落上任何墨迹的。这位收藏者作如此处理，或许，他自己也没有充分认识这个本子的版本价值，以致成了“老外”。

 

    顺便说一句：善本中不可于书页中落上字迹，是最基本的常规。但既已过录上各色墨迹的文字，又成为这个本子新的版本现象。如果将此本影印出版，对后来校补抄录进去的文字，亦万不可再重新去作删汰处理，这是版本学上须遵守的另一套常规。因为本子中也存在原先已有的各色旁添旁改文字。删汰什么，保留什么，不一定尽能准确无误，稍有不慎，不免又形成新的混乱。当出版社一旦准备影印某一种重要善本孤本时，有关人员，诸如出版社的主管，出任顾问的专家，以及书的责任编辑，对此都应周详考虑，慎重处理。

己卯本曾由董康和陶洙收藏过，这是事实，研究者都已论及，并因此认为，这番校补是陶洙收藏期间完成的，或者说，校补文字系出于陶洙之手。但从己卯本中的几条校文看，这样认定，似乎亦有可疑之处，起码不能一概而论。

 

    研究者都已提到，此书自董康处转到陶洙手中，时间是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之后。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时间限定。今己卯本中有三条小注，都记有作校时间。这是：

 

1、第二十四回之末，注曰：庚辰本校讫。丙子三月。

 

2、第三十一至四十回分册总回目页，注曰：此本照庚辰本校讫，二十五年丙子三月。

 

3、第四十回卷末，注曰：三十六回至四十回，庚辰本校讫，廿五年丙子三月。以上几处提到的时间，二十五年，即中华民国纪年，干支为丙子，合公元1936年。这一年使用庚辰本作校，是可能的。这时，庚辰本尽管还在徐家，但已露过面， 1933年胡适已经用此本校甲戌本，写有跋。由此也可说明，“丙子校讫”云云，年份没有任何疑问。

 

    各家研究文章都曾述及，己卯本归陶洙收藏，即由董氏手中转到陶家，已是1945年之后。那么，丙子年(公元1936)本子还在董康收藏中。由此产生另一疑问：这些校文出于谁氏的手笔，究竟是董康还是陶洙，则就成为一个问题了。

 

    董康的《书舶庸谈》中，有说到陶洙与《红楼梦》事，并引为同好，二人之间似有较密的过从。如果说，某些校文是董康收藏期间由陶洙捉刀完成，也是可能的，但无直接证据，至多只能作此猜测。己卯本的这些校文，其他疑问亦复不少，尚有待于作进一步探究。

 

二、己卯本的构成

 

   己卯本的构成，比较特殊。据现存的这个本子状况看，可以确定的是每十回书编一分册。分册前有个本分册的十回书的总回目。据庚辰本推断，全书为八个分册。今己卯本存留部分，为第一[残]、第二、第四、第六[残]、第七，共五个分册。第三、第五、第八三册全佚。每十回书编一分册，是一种新作法，庚辰本同，后出的杨本、王府、戚序几种本子，看来也是如此。而甲戌本和梦觉本，每四回为一分册，则是另一种状况了。

 

    此本第一分册第一回的开头，以及卷首状况，如：有无序言和全书的总回目，有无其他有关文字，恰在残阙部分，难以确断，只能据庚辰本推测其大概面貌。

 

    第二分册，即第十一回至二十回，分册前本来应有个十回书的总回目。但这个十回的总目中，只列八个回目。因为己卯庚辰本形成时，第十七、十八两回犹未分开，第十九回虽已分出，尚未拟成回目。

 

    第四分册，即第三十一至四十回，十回书的回目一页，书名《石头记》下，有“己卯冬月定本”字样。本子的定名，或者认为此本为己卯年所定，盖以此也。

 

    第六分册，即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残本。以残阙过甚，尤其是分册回目页亦在阙中，分册的整体状况，已无从判断。

 

    第七分册，列出第六十一至七十回总目的一页，有两点很值得注意：其一是此页亦仅列八个回目，并以小字注明，“内缺六十四、六十七回”。缺这两回书，是这个本子形成时的原貌。今流传本中由署名武裕庵者另笔抄补。武裕庵其人，亦已无考，抄补文字末页有“据乾隆抄本补”之语，当是较为晚近的口气。其二，这目录一页的书名《石头记》下，是残破之处，此处有无字迹，已无从目验。我怀疑这里可能有字，说不定就是“庚辰秋月定本”。为什么有此怀疑，另详下文。

 

    这个本子的纸张，虽然都用的是素色竹纸，无边框界栏，但行款却比较严整。一律是版二十行，即版心两侧各十行，行大致三十字。偶然亦有长缩一二字者，少数行少至二十四、五字，多至四十一二字。字数有所增损的，出现于各版的末行为多，此亦过录中常见的现象。

 

三、关于怡亲王府本的疑问

 

    版本研究专家大都认为：今存的己卯本即怡亲王府主持过录的原本，几成定论。

 

    从本子的状况看，这种说法依然还有可疑之处。今存的己卯本是否即当怡亲王府主持过录的本子，早在1981年之春，梅节先生于《论己卯本》一文中就提出疑问。上文已及，此前不久，我们几乎同时提出存在“己卯庚辰本”的意见，就此本是否即怡亲王府本的问题，也交换过意见，想法也很接近。

 

    怡亲王府确曾主持过录一个本子，那是毫无疑问的，今本有避讳字为证。然而，怡王府组织抄手过录的本子，当是较早的己卯庚辰本。如果说，现今尚存的这个“己卯本”就是怡府本，可疑之点也少。现今存在的这个己卯本，更像是据怡府本再过录的一个本子。

 

    疑点在于：现存的这个“己卯本”，抄胥的过录状况，还有一项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从全书各回的字体笔迹看，参与抄写的是五名抄胥。各抄胥的文化水准，参差不一。其中两名，字写得颇为稚嫩，错别字也时有出现，似为略识“之无”者。比之于庚辰本抄六十回以后的那名抄手，固然要高明一些。但从这几名抄胥所抄的各页看，却不像是出于专业抄胥之手。

 

    怡府藏书颇丰，可算是一代藏书大家。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不仅收有怡府条，而且，王欣夫先生的“补正”部分，还引耿觐光《明善堂诗集序》说：“冰玉主人于九经诸子，靡不详加厘定，便阅其书者不致有亥豕鲁鱼之叹”。怡王府收藏书籍，除了收购现成的本子外，自己组织抄胥过录，当是比较考究的。说部虽不比经、子，没那么神圣，但总还不致于随便找几名邪邪污书手来动笔。抄胥的字迹如何，当然也不排斥某些特殊情况，但联系此本的其他版本现象一起考虑，就不免产生是否系怡府原本的疑窦。此其一。

 

    其二，在己卯本中，存在避两代怡王名讳，即允祥和弘晓。这是此本的一个重要版本现象，但一直为研究者所忽视。吴、冯两位先生的研究文章，首次论及避讳问题，举出本子中“祥”“晓”这几个字敬缺末笔书写的例子。如第十七、十八合回中的“华日祥云笼罩奇”，同回批语中的“用一不祥之语为谶”，第三十三回“门客们见打的不祥了”等等，都是避第一代怡亲王允祥名讳中的“祥”字，又第十二回“我是初造贵府、本也不晓得什么”，第十三回“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等，都是第二代怡亲王名讳弘晓的“晓”字缺末笔。从而证实了怡王府确曾主持过录了一个《红楼梦》新本。

 

    对己卯本的研究，这当然是一项重大的进展。

 

    然而，己卯本的避讳问题，也留下一个费解的疑点，这就是本子中避怡王名讳的字固然很多，不避这些字的，亦复不少。如第十二回的回目，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回前分目中，祥字缺笔，写成“（祥字少最后一横）”，而在第二个十回的分册回目中，祥字却完整无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回正文，“世人只晓神仙好”、“世人都晓神仙好”，一连串几个“晓”字，也都完整无缺。这些，又都是在开头，照说该避的，而今却无任何避讳的作法。这是抄胥的疏忽马虎吗? 似乎不是。

 

    这种或避或不避的现象，怎么解释?

 

    如果，这确实是个怡王府组织过录的本子，书中“祥”“晓”这些字，或避或不避掺杂出现的状况，是不应存在的。或解释为，避是正常的，不避，那是抄胥随意下笔，不严守规定。

 

    这种解释也颇勉强。因为，古代的避讳，不仅仅是对尊者长者的客气尊敬，而是国家功令。各个时代，如圣讳、国讳、家讳，其范围和避讳方式都有明确规定。在民间，而这又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说部，疏忽马虎固然有其可能。如今说的是王府组织并主持过录的本子，对两代王爷名讳，抄手们居然也马马虎虎，则就不好理解。

 

    避讳在具体执行中，有时往往比规定更为严格。如规定的有“临文不讳”“二名不偏讳”等等。可是，临文谁敢不讳。唐代诗人司空曙，到宋人手里，为避英宗赵曙名，成了“司空晓”。唐人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到宋代，这两个小说集的书名，为避艺祖赵玄朗讳，改为《幽怪录》、《续幽怪录》。唐人避太宗李世民讳，尚书省六部的民部，改为户部，又如“葉”字写作“（葉中间的世写成云）”，成为谁也不认识的天书。因为这个字的构成中含有李世民的世字。岂止是二名中的一偏不敢不讳，连讳字成为另一字的部件时，书写都不敢。到清代，即《红楼梦》的时代，乾隆名弘历，即位后，连家家都使用的皇历，有一“历”字，为二名之偏，都得改称为“时宪书”。

 

    这些都是国讳，但并不意味着家讳可马虎一点，这方面古代文献中有无数记载。如：唐诗人李贺要去考进士，有人攻击他犯父名晋肃的讳，于是韩愈写了篇《讳辩》，为之辩解。据一些笔记说，这位攻击者不是别人，而是与白居易齐名的元稹。韩文中，理说得很堂皇，但李贺后来还是没有去参加进士考试。这篇文章大家都读过。又有记载说，五代冯道，封瀛王，他的某门客，在王府读《老子》，一开头就是“道可道，非常道”，恰遇上冯道的名讳。这位门客为避讳，读成“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那位门客是在王府读书，身临其境，避讳与否，是不敢有任何随意马虎或疏忽的。

 

    如果这是个怡亲王主持过录的本子，抄胥是不敢不避两代王爷名讳的。疏忽是疏忽不得的，尤其是开头，更不能马虎。所以我怀疑现存的这个己卯本，不是怡府主持过录的原本，而只是原本的再录本。过录者不在怡亲王府，无须照避怡王的家讳，但底本是个严格照避的本子，过录时，有的也不免照样描画。于是就出现如今这种时而避，时而不避的状况。

 

    疑点之三，各回都是由几名抄胥拼凑抄成。按照传抄过录的一般规律，如果是几名抄胥合作抄录一个本子时，每一名(或特殊情况下两名)抄胥，各轮所抄的，往往是相当于一个分册的回数，也就是他手中的底本，是一个分册。最明显的是梦觉主人序本，每四回是一种笔迹(其中有两名抄胥合抄，说另见《论梦觉主人序本》) 。多名抄手合作的情况下，每一名抄手所抄的回数，都很有规律。其他一些本子，虽然没像梦觉本那样有规律，但也都是一种笔迹连抄若干回。这都说明，底本是装订成册的。

 

    唯独这个己卯本特殊，每一回书中，几乎都可看到两种以上的字体笔迹。字体变换十分频繁。每一种字体的连续和变换，又都是整页。出现这种状况，最大的可能，过录所据的底本是一些尚未订装成册的散页。如果底本不是散页，而是装订成册的，那么，传抄中如此频繁地倒手，那是不胜其烦的。只有散页，才好如此分页抄录。

 

    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某一位经手散页的人，要自己也过录一个本子，于是就形成现在的这个再录本。有机会经手这些散页的，可能就是参加怡府组织过录的抄胥之一。我们测想，这位抄胥为了在短时间内交回已抄沩未装订的散页，便组识多人，不问水平高下，一起动手，分页赶抄。否则，一回书中出现多名抄胥的笔迹，就不好索解。如此说来，今存的己卯本，虽然与怡府本并非无关，但却不是怡亲王府组织直接过录的原本，而只能是据怡府本再过录的本子。

 

庚辰本

 

一、本子的概况

 

    今存的庚辰本，版本状况与己卯本一样，也是原“己卯庚辰本”的过录本。为了区别于称为“过录己卯庚辰本A”的己卯本，故此本应称之为“过录己卯庚辰本B”。

 

    这是现今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个早期钞本。全书止八十回，内阙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实际上存七十八回。在第七分册十回的总回目页中，有注曰：“内缺第六十四、六十七回”说明这两回书付阙，系定稿本形成时的原貌。此外，本子中还存在一些零星残阙。有的是原阙，如笫二十二回的收结部分;有的原先不阙，则是在流传中有所散佚夺落。

 

    庚辰本今由北京大学收藏。原藏者为徐郙。1933年，胡适从徐郙的儿子徐星曙处看到这个本子，写了篇长跋。徐郙是同治元年(公元1862)壬戌科一甲第一名进士，即通称为状元，官至礼部尚书。1982年上海红学研讨会期间，与会者有前辈专家吴晓铃先生。蒙吴先生见告，此书如何由徐家转到当时燕京大学的经过。那是1948年夏天，徐家要出让此书，托人来问吴先生。当时吴先生无意收藏此书，未讲原因，可能是要价颇昂。但吴先生深知此本的重要，不能流落到与学术无关的人手中，于是便去找郑振铎先生。郑先生于版本学研究有素，且又酷喜收藏古书善本珍本，说，最好由燕京大学买下此书，不久就可归国家所有，因为那时燕京大学是外国人办的，所以才有此一说。后来，燕大果然买下这个弥足珍贵的本子。1954年燕大、北大合并，此本成了北大的藏书。这就是庚辰本今归北京大学收藏的缘由。

 

    庚辰本的构成与己卯本完全相同，止八十回，每十回书装为一个分册，即分装八个分册。无全书的总回目，而每一分册有个十回书的分册回目。其中第五到第八册的总回目页，书名《石头记》下，有“庚辰秋月定本”字样(第七册为“庚辰秋定本”) 。故《红楼梦》版本研究者定此本名为“庚辰本”。

 

    庚辰本的卷面状态和行款，与己卯本相同。用的是无边框界栏的素色竹纸。版二十行，行三十字。少数行或长缩一二字，极少的，有行多至三十五六甚至四十馀字。各回抄写格式，首页第一行，顶上框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之”，第二行另起，顶上框，书“第若干回”，第三行低三个字位为回目，回目上下句间空开三字位。第四行顶上框开始正文。中间如有诗  词书柬联对之类，则另起，如无这类特殊文字，则一路到底，直至回末。

 

    庚辰本的抄胥，其中抄第七十一回以后的一名抄胥，文化水准极低，加上马虎，到后面几回，错得一塌糊涂。这位抄胥出手如此，连粗识文字都说不上，简直是不认识几个大字。其馀几名抄胥，也都是“西望长安”。尽管庚辰本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但抄得如此“拆滥污”，不能不给本子的版本价值，打了个很大的折扣。

 

二、旁改文字

 

    庚辰本有一个相当触目的现象，就是本子中存在大量旁改文字。这些旁改文字出于谁氏的手笔，下改笔时有无他本为依据，这是个很可求索的问题。

 

    这些旁改文字，其大致状况是：

 

    一，多数出现于明显抄录有误之处，下应有的改笔。但这位执改笔者文化水准不高，还有少数几处，他不懂字句的含义，本来无误，也以为有误，随意下了不应有点改。

 

    二，看改文的字体笔迹，绝大多数是出于一个人之手。也就是，旁改是一次完成的。只有极少数，是抄手在过录时发现笔误，当即涂改，另作别论。

 

    三，如果将点改后的文字校以其他早期钞本，即可发现，绝大多数是独有的。

 

    据以上现象，我们不妨作如下设想：本子过录完成后，到某位藏书者手中。此人阅读之下，见本子错误之多不能卒读，手边又无他本可据，遂信笔作了旁改。由于执改笔者文化素养亦属平平，点改时又无别本为据，故旁改文字大都不可取，甚至是蛇足者为多。归结起来，点改文字的三种不同的状况。其一，原文确有讹误，改笔是准确的。然而，那都是一些原文最明显的笔误。今举第五十二回的几例，如：

 

                 下坎我邀一社，“坎”，改为“次”

 

                 每人四道诗，“道”，改为“首”

 

                 随手立住，“随”，改为“垂”

 

    这些例子，句中有误，一眼便可看出，而且，原字是什么，也都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不需要有什么依据。因此，这些句例不足以证明旁改有无别本可据。

 

    其二，句中有讹误，旁改者也能看出来了，当然也都只是些明显的讹误，改了，但却没有改对。由此也可推想而知，执改笔者手边并没有可资参校的别本。举第五十回的一例：虽没作完了韵，誊的字，若生扭用了，到不好了。

 

点改为：

 

虽没作完了韵脚的字，若生扭用了，到不好了。

 

这就是原文有讹，点改仍未改对。己卯本在残阙部分，杨本亦为残佚补配，状况均不明。可能这一讹误出现较早，其馀后于庚辰本的几种本子，此处都有改笔。如：

 

       虽没作完腾挪的字，若生扭用了，到不好。(府)

 

       虽无作完了韵，若生扭用了，到不好。(戚序)

 

       虽没作完了韵，腾挪的字若生钮用了，口不好了。(觉)

 

    各本都有改笔，此处原文语句欠妥，又无别本可据，于是下手臆改，因而，都没有改到点子上，以致出现了这种五花八门的异文。其实，这个句例中的“ ”字当是“ ”字的讹误。这两个字的繁体，仅结构部件有“言”“贝”之异，形近致讹。照说，凡略具诗歌格律常识的，应该知道这是个什么字的讹误，不知为什么，都没有改对。

 

    庚辰本这里的旁改文字，没有改对，显然是属于臆改。

 

    其三，有不少句例，原字句本来并无讹误，而且通顺，也都下了改笔。这位执改笔者，凡不理解原字句含义，甚至看着不顺眼的，都草草率率，来个大笔一挥。今亦举第五十二回的几例：

 

    有一玉石条盆点，改为“有一白玉石长条盆子”

 

    真真国的女孩子，点改为：“真真国色女孩子”

 

    宝玉的奶兄李贵，点改为“宝玉的嬷嬷哥哥李贵”

 

    这样的句例，在全书中随处可见。有的本来是有专指的，如“条盆”改为“长条盆子”，“奶兄”改为“嬷嬷哥哥”，改后显得累赘，含义反而含糊不准确了。有的，如“真真国的女孩子”，改为“真真国色女孩子”。原文“真真国”是国家名，今凭空将“国”后之“的”字改为“色”字，改成用以形容女孩子之美，句子也改得欠妥了。说句不客气的话，简真是驴唇不对马嘴。从全书的点改状况看，大多数改笔，无别本可据，都是想当然随意下笔。

 

    改得还算说得过去的，很少，硬找当然也能找出几例来。如第四十五回，薛宝钗遣一名老婆子给林黛玉送燕窝，有“黛玉回说费心”一语，各本也都无异文。在《红楼梦》中，“回说”却也常见，但都是下人对主子回话时的用语，今为林黛玉对一名粗使婆子说的话，说话的身份口气和语言环境，都不大像。此处当有夺漏字。今旁改为“黛玉道，回去说费心”，则符合她当时说话实际情景了。看来这是属于歪打正着。

 

    总之，庚辰本的旁改文字，作为这个本子的一项版本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但是，这些点改后的文字，如果校之于各本，则发现，下这番改笔，几乎都是没有版本依据的臆改。从版本或校勘的角度看，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三、一项奇特的版本现象

 

    今存的庚辰本，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版本现象，非常重要，但一直没有引起《红楼梦》版本研究者的特别注意。这是出现于庚辰本中的一个怪字，最初是冯其庸先生在文章中例举到这个字。即：第七十八回《芙蓉女儿诔》中“成礼兮期祥”句的“祥”字，写成“（祥少最后一竖）”。后来梅节先生也引用这一例，说明庚辰本与己卯本的“血缘关系”，才点到这个怪字的要领。

 

    为什么“祥”字写成“（祥少最后一竖）”，如果联系己卯本看，无疑这也是避怡亲王允祥的名讳，原为怡王府过录己卯庚辰本时的避讳。今庚辰本又是经过辗转过录的本子，抄胥们对别的明显讳字作了处理，所以在本子中基本上看不到避讳字了，但或因不认得这个怪字，又不知道是讳字，于是照葫芦画瓢，故残留下来。可见，庚辰本的母本，也是个避怡亲王名讳的本子。

 

    庚辰本中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只有一点才可解释，即庚辰本同样也是过录自怡府本的某个传抄本。这就是说，庚辰本与己卯本一样，最初也是来源于怡亲王府本。说庚辰本亦是怡府本的再过录本，这是一个重要的根据，因为本子中也残留这个避怡王名讳的字。上文已及，今己卯本非直接的怡王府本，而只是怡府本的过录本。而庚辰本较之于己卯本更晚出，中间可能又隔了几代。

 

    指出这两个本子都来自怡府本，说明什么呢? 因为怡亲王府本据以过录的，是“己卯庚辰本”。庚辰本和己卯本，不是各自独立形成的本子，而是来自一个共同的祖本：即“己卯庚辰本”。

二者来自共同的祖本

 

    对今存的己卯本和庚辰本概况，前面分别作了介绍，二者显示出许多共同的版本现象。由此可以证明，这两个本子在版本渊源上，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虽然庚辰本不见得就是直接据己卯本过录，庚辰本较己卯本后出也是可确定的。但二者来自一个共同的祖本，迹象很明显。上文已述及，二者的共同祖本，就是跨年度完成定稿的己卯庚辰本。

 

    不过，今存的己卯本和庚辰本这两个本子，如第十二回为前后的分界，前面大体上是白文，庚辰本到十一回，己卯本有几回有少量行间墨笔侧批，二本的十二回后，则脂批存在如常，此外还有某些其他版本现象，都颇引起人们的疑问：开头部分的底本，是否来自别本。两个本子的底本，是否各自有所拼凑，非统一的本子。虽然如此，但从版本的整体看，特别是其他多种版本现象显示，二者的前后还是一致的，各自的亦都是统一的。应该说，二者来自同一个底本：“己卯庚辰本”。关于前后为什么出现脂批有无之异，说另详后文脂批小节。

 

一、两本的相同体制

 

   这两个本子体制的相同，十分明显地表明，二者系出于一个共同的祖本。这就是：

 

    一，两个本子，书名都题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如此题写书名，不算是二者独异于各本的共同之处。因为，还有甲戌本，书名也是这样题的。其馀各早期钞本，书名或迳题《石头记》，或题为《红楼梦》。情况比较复杂，拟于论述各本时另作讨论。

 

    二，共同的总体构成。庚辰本卷首无全书总回目，因己卯本卷首有残佚，二本是否相同，不能作为证据。但两个本子都是每十回书为一个单元，十回书前有一个十回书的小回目，二者却完全一致。由此也可推见，己卯本也是这样的结构格局。

 

    三，行款异同的特殊表现。相同之处，二本所使用的纸张，都是无边框界栏的素纸，但行款比较严整。版二十行，即版心两侧各十行，行大致三十字，间亦有长缩，都大体相同。但就全书说，异同状况也是极为复杂的。某些局部，也往往颇有差异。

 

    为节省篇幅，今举书中的诗词曲赋、书柬、灯谜、酒令等包含于正文中的特殊文字为例，以说明二者的异同。书中的这类特殊文字，行款处理特点都比较明显。

 

今列表如下：

 

　第一回

 

太虚幻境对联　　异，卯另起，庚行中接抄。

预言英莲命运诗　同，均为二行。

贾雨村咏怀诗　　异，卯四行，行二句，庚接抄，句隔一字。

贾雨村对联　　　同，另起。

贾雨村对月诗　　同，二行。

好了歌　　　　　异，卯四行一段，庚连抄，句间空一字。

好了歌注　　　　异，卯接抄，庚句间空一字。

 

　第二回

 

智通寺对联　　　异，卯接抄于行中，庚另起。

 

　第三回

 

荣府正房对联　　异，卯接抄于行中，庚另起。

西江月　　　　　异，卯小字二首连抄，庚二首连抄，句间空一字。

 

　第四回

 

护官符　　　　　异，卯二行，庚另起抄四行。

 

　第五回

 

燃藜图联　　　　异，卯行中，庚另起。

秦氏房中联　　　同，另起。

太虚女儿歌　　　异，卯一行，庚二行。

警幻仙子赋　　　异，卯低一格抄，庚顶框。

牌坊联　　　　　同，另起。

孽海情天联　　　异，卯行中，庚另起。

薄命司联　　　　同，另起。

晴雯判词　　　　同，另起。.

袭人判词　　　　同，另起。

香菱判词　　　　异，卯连抄，庚二行。

十二钗判词　　　异，共十一首，均同上。

警幻房中联　　　异，卯连抄，庚另起。

十二支曲　　　　异，共十三首，卯曲牌顶上框，正文低二格，庚，均低二格。

 

　第八回

 

嘲顽石诗　　　　异，卯项上框，庚低二格。

 

　第十一回

 

会芳园景赞　　　异，卯疏，三行，庚密，二行。

 

    以上十一回书，为庚辰本的白文部分。己卯本这部分书中，有少量行间墨批。此后，两个本子则都有多寡不一的脂批。关于脂批问题，另详后文。此处只说明一点：全书的行款，粗看似乎完全一致，但其前十一回书，即白文部分，两个本子的诗词、联语、书柬、酒令之类的特殊文字，二书的行款异同不一。粗计，共二十六处，同者八处，异者十八处。而到了第十二回以后，状况大异。

 

    自第十二回起，直至第八十回，书中亦有多处写到这类特殊文字，两个本子的行款和位置，与前十一回的时同时异相比，至此突然大变，两个本子这一类文字的抄写格式，几乎是清一色相同了。

今亦举例如下：

 

第十三回，贾蓉的履历。

 

第十四回，秦氏铭旌。

 

第十七、十八回，贾宝玉题大观园诸景的楹联，并引有前人诗句。

 

第三十四回，林黛玉的三首题帕诗。

 

第十七回，两通书柬和各人的咏白海棠诗。

 

第三十八回，多首菊花诗、螃蟹诗，以及竹桥上的对联。

 

第四十八回，秋爽斋对联。

 

第六十二回，史湘云的酒令。

 

第六十三回，怡红院抢花名酒令。

 

第七十回，林黛玉桃花诗，史湘云等人的词。

 

    以上为己卯本和庚辰本第十二回之后的状况，二本并存的各回，发生大变，不仅于一般意义的行款相同，即如诗词联语书柬等特殊文字的抄写格式，也都一模一样，无一例外。这是我们据以作出底本同源判断的一个重要理由。

 

    四，第十七、十八回合回，二本都未分开，回前总批页，各有一条属于早期的脂批，曰“此回宜分二回方妥”。其他各后出的本子，这两回书已分开，除俄本外，各有回目。但这些本子回目和分断之处，纷纭复杂，作这种分断并拟出回目的，当是后来的不同藏书家或传抄过录主持者。二本的版本现象完全相同，正是因为最初来源的一致。显然系其祖本“己卯庚辰本”中的版本现象。

 

    两回书未断开，回目自然也毋须分拟，故己卯、庚辰二本只有一个合回回目，统括两回书内容。这就是“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回目的上联，相当于分断后的第十七回内容，下联则是第十八回内容。由此也可以想见，曹雪芹于乾隆己卯、庚辰年对原书定稿，即形成“己卯庚辰本”时，也许是因为，贾宝玉题对额和元春归省，在全书中都是重头文字，原回的篇幅又大，所以批者才有这种分回的建议。

 

    又，第十九回也都留有疑问。两个本子虽然都已分开，庚辰本第十九回后的空页上，又有署名玉蓝坡的一条批，曰：“此回宜分作三回方妙。系抄录之人遗漏。”从这条批语可见，未分回的初始状况，不止是十七十八两回，而是十七到十九回三回。

 

    庚辰本第十九回另页起，没有回目和回序“第十九回”字样，但系另笔书写于上一空页末行。己卯本也是正文另页起，十八回的回末的空页上，也是另笔书写有“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后面又有朱笔小注曰“移十九回后”。此后还有一朱笔贴条，再后是并排两行字，为第二十回的回目。字体与前面的另笔写十九回回目的是同一人。作如许详述，只是说明一点：己卯本此处与庚辰本实际上的相同。今第十七到十九回，相当于三回分回和回目。

 

    第十九回不仅未拟出回目，连照例都有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之第若干回”都一概付阙。己卯本略异，另纸另笔书写，作夹条处理，看似虽有回目，但非原抄，自然也不是底本中文字，系后来补抄，也是明显的。

 

    后出的各种本子，这一回的回目，都是这一联“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倒无一例外。但所补回目，有何种底本可据，究竟出于谁氏之手，都尚有可讨论的余地。甚至可以推测，己卯本另笔书写的，倒可能是从各本而来。第十九回的回目留阙状况，是己卯、庚辰二本共同异于各本之处。今各本都已分出三回，且各撰有回目。而己卯庚辰两个本子第十七、十八二回未分开，第十九回虽分开却未拟定回目，都完全相同。

 

    五，第六十四回，六十七回，二本共同付阙。这两回书，涉及真伪问题，十分复杂。另于《馀论》中列专节讨论。这里只说明己卯、庚辰两个本子状况完全相同。二本的第七分册的目录页上，都只列八个目录，并都有“内缺六十四、六十七回”字样。而且正文都付阙。可见这两回书付缺，不是在流传中散佚，而是祖本形成时的原阙，即完成“己卯庚辰本”这个定稿本时的版本现象。

 

    己卯本这两回书，有另笔补配。字体笔迹与全书各抄胥的不同。而且，这两回书的字迹也迥然有异。是两名书手同时补配，还是互有先后，都难以邃断，是个不解之谜。其中第六十七回，补配者署名武裕庵，卷末注有“石头记第六十七回终，按乾隆年间抄本。武裕庵补钞”一行字。武裕庵是何许人，迄无可据资料。惟“乾隆年间”一语，推知他似为嘉道间甚至更后的人口气。可见补钞是较为晚近的事。

 

    这两回书，二本同付阙如。版本状况如此相同，也是二本同出一源的绝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