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根据领导指示到单位资料室（即内部图书馆）帮忙整理图书资料。按分组我们这一组被分配到整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图书。

作为那个时代入行的人，以前还没有机会像这样把过去出版的图书整体审读一遍，在高高耸立的书架前，面对认识或者不认识的老编辑的成果和心血，一种崇拜之情油然而生。

对于图书出版来说，真可以说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之所以说“最好”，是因为那是改革开放时代或者说是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时代，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后期出版领域许多禁锢的东西被打破，摆在出版者面前的是大片大片的“处女地”；图书市场从匮乏正在走向丰富，任何书出版起印书上万发行起来的都是小菜一碟，题材出色或名作家写作的“畅销书”动辄印十几万、几十万，新华书店和“二渠道”都拿着现金去排队等批发；作为编辑，只要你有好想法，总能找到好的作者去写，新华书店听到你的想法就先预定下进书量，出版社掌握着出版的自主权，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热心服务……总之，那时候处处体现人民群众爱读书，出版工作为人民的恢弘乐章。

之所以说“最坏”，是因为啥书都敢出版，在出好书的之流之外，“拜金主义”等让有些编辑人员头脑混乱，怪力乱神、恨国乱民的图书出版也跟着泛滥……

作为最老的编辑，整理图书的同时，根据手里的图书，像年轻的同志们讲述起过去的故事……

“不要以为编辑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处理处理文字，风吹不着、雨大不着，其实编辑工作也是有风险的。”整理到一套“中国革命报告文学丛书”时，我对年轻同志说。

“这是一套我们应该用崇拜的目光去仰望的图书，是编辑老前辈们在改革开放年代组织编写出版的史诗性的宏大作品，它的出版凝结着军队出版人的使命感和自豪感。但是，这是一套没有出版完成的作品，因为其中有一部作品出了问题……”

我回忆起我所知道的历史：有一部图书，由于作者的主观视角追求“个性”，使得书出版后引起许多老革命的质疑（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导致该书出版后被查禁，作者被监管，同时因为编辑三审方面的纰漏，责任编辑也被隔离审查，三审领导被停职反省了好几年。

依稀还记得，那位责任编辑被隔离审查在某处空房里，身边有两位“看守”昼夜不离，他垂头丧气的样子让人目不忍睹。当然，过了几个月之后，上级解除了对作者和责任编辑的隔离审查，恢复了工作。

当编辑当到离坐监狱只有一步之遥，这风险够大的吧？

所以，立志以编辑为业的年轻人一定要有“风险意识”，这“风险”也许永远都不会来，但是它却是永远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