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朋友，是一位出色的图书校对，从业二十多年，从初级校对到只要她当责任校对可以让所有编辑放心的资深校对，她对自己的行业极其热爱。

    对出版社不太了解的人可能不知道，校对是一项苦活儿，每天对着稿子，对着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查找错字、别字、不和逻辑的词及句子。责任校对的工作，是一部图书编校质量的保证。

    她说，二十年前她有三四十位同学走上校对的岗位，到如今，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年底，她的合同期就要到了，而且因为一些不好明说的原因（肯定不是她的问题），续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于是，亲朋好友及同事们给她寻找将来能聘她的单位。

    问了几家出版社的朋友，才发现，许多出版社已经“不养校对了”，原因是校对工作可以请社会上的校对公司来完成。

    作为观念比较传统的人，她不愿意到校对公司去供职，尽管任何一个校对公司都肯定喜欢聘请她，她还是愿意找一家正规的出版社或者杂志社，为一个有自己品牌的纸媒效力。

    帮她问了一圈，迄今还没有能帮她找到一家她合意的单位。我觉得有些奇怪，难道这些出版社真的不需要自己的校对吗？

    对于校对的重要性，是当编辑后才了解的。而且在我所接触的许多出版人物、出版典故中，我知道校对是一个出版社不可或缺的角色，从有图书，就有校对（古时候叫校雠，意思说校对找错别字等，就像寻找仇人一样认真而毫不留情）。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建国后前十七年，有许多出版社的名家，都是从校对做起的，后来成为出版家或者学问家。我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艺社，有一位老副社长张文苑（享受副军待遇），就是一位穿一辈子军装的校对。在著名军旅作家胡奇当社长的时候，每一个进文艺社的年轻编辑，进社后先去当半年校对，磨炼得坐得下来，对文字的准确度把握的很好了，才能到编辑部干编辑。

    带着疑问，我访问了一家著名的文学出版社的一位认识的编审。

    我：哥，你们社是建国后建立的出版社，许多著名文学家在你们社出版作品，许多名家当过你们的社领导，你们的图书是很有特色的。现在你们逐渐解散校对室，把校对工作放到社会上的校对室，那么，如何能够保证在校对工作上保持你们的优质和特色呢？

    友：老弟，你真是out了，你说的都是好些年前的事。我们领导说，校对是不能创造价值（注：金钱价值）的工作，为什么要自己养这些不能挣钱的人呢？只要有编辑就行了；编辑只要能拉来自费书就行了。

    我：许多老校对就是活字典，尤其是专业出版社，一个校对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有时候比任何编辑都全面、具体。你们出版社原先有许多全国闻名的老校对，他们是你们社图书编校质量以往历年全优的保证啊。那些人虽说陆续退休，可是你们出版的专业性没有改变，一个活字典式的校对应该是你们出版社的无价之宝才对。培养这样一批适合你们出版社的校对，应该是你们社的百年大计啊。你们领导没有想到你们社的可持续发展吗？

    友：可持续？告诉你，我们社长是从部里一个副局长位置上，实在上面没有位置了，才到我们这里混几年，毕竟我们是局级单位，等过几年就退休了，凭什么要考虑所谓的可持续呢？只要能发动编辑们多编一些自费书，多挣一些年终奖，就够了。校对能带来实际的钱吗？不能吧。那要他们干什么？

    我：现在全国都在讲“工匠精神”，传统出版业因为多种媒体形式的竞争，已经不断式微，书刊订数每况愈下，在此情况下，出版社应该一是有所创新，二是抓出特点，三是拿出精品，才能在日益严酷的不利环境面前站住脚。搞好自己特点，拿出自己精品，都离不开熟悉自己出版社特点的优秀校对的工作。社会上校对公司固然可以用，可是终校原则上应该是自己的专业校对来的。对此，你们怎么看？

    友：我看什么没有用。你说的工匠精神，看电视上，不都是造火箭、造飞机的才宣传吗？

    我：······

    友：我知道你也是老古董级的脑袋瓜了，不跟你说这些没用的，你的朋友的事我爱莫能助。我只能说，如果我将来有什么稿子，以后可以请她来当校对。比如，前些日子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进行编校质量检查，我们社长编辑的一本自费书错误百出，马上要被行业通报了，幸好搞检查的专家中有人跟社长是老同事，知道后暗中告诉社长。社长急忙派人到局里，说不小心把一本假书混进编校的图书中，要拿回去换真书······

    我：真书？

    友：拿回那本书，马上找到一位就像你朋友那样的老校对，仔细过了一遍，排版公司修改好后，找轻印刷的公司做了一本假书，作为真书送回去了，最后编校质量为优。你看，我们保持优了吧？

    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