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爷能帮忙吗？周五（昨天）早晨起床，想着要给北师大传媒学院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们送我写的《高阳大帝》一书，表示自己对老师们的感谢。但看天气，细雨濛濛，天气预报里说午后还有雷阵雨，就觉得今天如果老天不帮忙可能去不了了。

    早起送孩子上学，小雨停了，自行车飞驶在路上，几处积水在车轮下飞溅，彷佛行在河里。上午，乌云密布，下起中雨来。到中午吃午饭的时候，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叹口气，决定就不冒雨出去了。

    吃过午饭，我坐在办公室边休息，边拿出几本书，写上“某某老师指正”等敬语。八年前，我在职读完北师大传媒学院的硕士学位后，因为自觉没有做出什么值得一提的成绩，基本上就没有好意思回去过，偶尔在外面开研讨会的时候，看到过黄会林老师，在电视《百家讲坛》上看到过于丹老师。陆续听说有的老师退休了，有的老师提升为教授了，总之，老师们都很好，我就放心了。

    如今，我写出了一本长篇小说，大家反响也不错，我觉得有必要送给老师们，表示他们的一番教诲在我这里终于结出一个小果子了。

    真正的朋友，会真心为朋友的一点点进步而高兴的。就像我的好友涛哥，当听我说我出版了一本书时，高兴的在电话里喊起来。而刘兵、东生、雪峰等好友，闻之也是欣喜不已，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书到底怎样，就是为兄弟的进步而喜悦。我的好友孙国是一位在武警工作的作家，收到我的赠书后，一天打了两次电话祝贺，并要张罗着给找影视公司联系影视改编的事，他自己出书七八本，也没看见这么兴奋过。

    为朋友高兴，也是是否真正朋友的试金石。几个月前，我通过电子信息告诉一位有几十年交往的人我要出版一本书的时候，我没有等来祝贺和祝福，而是得到一个这样的回复：“别跟我说这个，跟我比，你不是个。”也许许多不是老北京的朋友不太理解“你不是个”这句话的意思，那是老北京街头流氓打架的时候，双方先叫板，互相说对方不是自己一个等量级的对手，叫“你不是个”。我这时才知道，对方几十年一直是内心把我或者把所有人当对手，觉得别人不如他时可以作朋友，一旦谁似乎有点小成就，尽管和他隔行隔山八竿子打不着，也醋意大发，原形毕露。但我很淡然，没有对他再说什么。

    对我来说，在北师大几年的学习，是我人生的一件大事，它完成了我由学数学的理科学生向文科转化的坚实基础。当时，北师大传媒学院还叫艺术系，老师们本着要让艺术系发扬光大的精神，刻苦工作，悉心教学，在我学习完后的八年间，传媒学院已经成为北师大录取分数名列前茅的学院。

    一边写，我一边回忆着当时求学的情景，想着各位老师的面容。首先要把书送给黄会林老师，一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当年的小文工队队员，她是艺术系及后来的传媒学院的缔造者。后面该是周星老师，中国电影研究专家，黄老师的继承者。再就是原来的系副主任桂青山老师，他的编剧写作课，对我的教育很大，我在写《高阳大帝》过程中，经常想起桂老师第一节课说的，“要写冲突”。李稚田老师，他对于评论写作的分步构思法，我一直觉得很实用。（另外本来还有尹鸿老师，他后来到清华大学传媒学院工作，一直是副院长。）

    如果说上面几位老师年长我许多，我视之为长辈的话。还有几位老师基本上是我的同龄人，只不过闻道比我要早、要深。张同道老师，一位很有想法的影视现状及实践研究学者，我进艺术系读书的介绍人。王宜文老师，是我学位论文的指导老师，尽管比我还小一岁，但我非常尊敬他，我们电话联系最多。最后是于丹老师，《论语》、《庄子》的现代传播家，蜚声中外的文化学者。

    每一位老师的成就，都让我这个作学生的都感到高山仰止。

    突然，一道阳光从云彩缝里透出来，照亮三千大千世界，雨竟然停了。哇，老天爷，我爱死你啦！我收拾起书，准备骑车去北师大，低碳出行，人人有份。对啦，还要多带两本，因为上面所有的老师，也许我一个也碰不上，但有两位老师肯定能遇上。

    骑车路上，我深呼吸着雨后的空气，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二十多分钟后到达北师大。正是中午一点多，田家炳艺术楼很安静，所有教室都只有几个自习的学生，还有的教室有即将毕业的学生在准备下午的论文答辩。老师们还没有来，我在一个教室里坐了坐，和正准备答辩的两个地理系的学生聊了几句。这个时候，我知道老师们肯定都来不了，因为周五下午一般都没有课。而我尽管很希望能见到八年来几乎没见过面的老师们，但我知道老师们都很忙，而我也更愿意像以往交作业一样，把书放在学院办公室，等老师们有课的时候就看到了。我希望老师们看到书以后会一愣，不知道是什么人送书给他们，然后打开书，惊讶地发现原来是当初那个基础很差、毕业后从来不敢回去的学生交来的“作业”。

    过了一会儿，下午上班时间到，学院办公室的行政人员来到办公室，坐下忙碌。我走进去，英明地发现尽管八年一回，但是学院办公室的两位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还在像以前一样忙碌。

    邵峰老师一眼看见我，惊奇地说：“你，你不是……，你叫……”

    “我是钱庆国。”我欣喜地发现邵峰老师一点都没有变。

    “对，你是钱庆国。你来答辩吗？”邵峰老师很惊奇。我哑然失笑，当年我读书的费劲程度给老师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尤其是考同等学力国家统考的英语和最后答辩时，许多同学没有坚持下来，而能坚持到最后还侥幸过关的我，据说好长时间还是系里励志教育的教材。

    “他八年前就答辩过了。”旁边的李国芳老师也马上认出我。我感到惊奇，艺术系出去的学生何止几千，李国芳竟能一眼认出谁是谁来。

    我说明来意，并且把准备送给这两位老师的书拿出来奉上。他们就是我出来时，觉得肯定能碰上的两位老师。二十多年来，从艺术系组建，两位老师就一直在办公室工作，迎送了多少学子啊！

    八年一回，我终于交作业了，尽管这“作业”在老师眼里也许不值一哂，但他们心里一定会很高兴。肯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