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央视3·15晚会“引爆”了今年首个涉及慈善的负面事件,“中华学生爱眼工程”借慈善之名行骗钱之实,相较于去年系列慈善负面事件,业内人士评价此次“爱眼工程”性质更恶劣。为防范“爱眼工程”骗局再次重演,专家为公众支招。
□性质
事件涉嫌“四宗罪”
3月16日,在百度知道里输入“爱眼工程”几个字,一个2010年12月6日的回答迅速跳出:“中华学生爱眼工程委员会是国家专门研究青少年眼健康问题的公益机构……拥有世界600万华商精英的鼎力支持,5年间,在中国东部以及东北地区与180家眼镜经营企业联合,共同捐赠青少年学生眼保护产品,赢得广泛赞誉……”
看似温暖的文字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行骗格局:公益+企业+捐赠产品=销售产品。
根据目前披露的情况,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黄震分析,“爱眼工程”事件涉及至少四类法律问题。
首先,以公益之名吸引眼镜店加盟,其后销售爱眼工程委员会理事长刘金顺夫人公司的产品,这种行为涉嫌关联交易;
其次,以免费捐赠产品为诱饵,向学生高价销售相关产品,这种行为涉嫌价格欺诈;
第三,刘金顺曾称中华学生爱眼工程的主管单位是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与事实不符,这种行为涉嫌侵犯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的名誉权;
第四,如果“爱眼工程”承诺的捐赠内容与实际不符,属于合同欺骗。
“跟去年的‘郭美美’、‘卢美美’事件不一样,这次的事件根本就没有公益机构在里面,完全是一个企业自己的欺诈行为,但因为打着公益的幌子,结果伤害了公益的名誉!”希望工程发起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
□成因
尚无规范管理制度
据了解,“爱眼工程”活跃在全国很多县市已有数年之久,有上百个工作站,自称已在全国上百个县捐赠3000万元物资。一个身份不明的公司为何能够在数年行骗成功呢?
“‘卢美美’和‘爱眼工程’背后都有一个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在香港注册公司取名字不像内地管理的这么严格,像‘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中华学生爱眼工程促进会有限公司’这样听起来很有权威的、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叫法在香港注册都没问题,但在内地听起来就很像是信得过的政府组织,会对一般人造成误导,香港公司在内地开展业务目前我们还没有规范的管理制度,这就让他们有机可乘。”邓国胜分析。
“我国目前在公益慈善方面执法机构力量太弱,理论上,如果这个组织是以公益组织的名义开展工作,民政系统应该监管,如果以公司名义开展业务,工商部门应该监管,但现在既没有民政部门也没有工商部门对‘爱眼工程’进行监管,这凸现了我们执法机构监管的不到位;另外,一个香港注册的公司在内地没有登记备案就开展业务活动,这也对我们内地的体制提出了管理上的挑战。”黄震说。
徐永光认为,公益组织至今没有实现清晰的归类是没有实现有效监管的原因,“这种注册带来的身份混乱,必然带来管理的混乱。”徐永光说。
此外,当地教育部门等与“爱眼工程”可能存在利益关系,普通公众由于信息不对称无法掌握判断和识别能力等,也是造成骗局成功的重要原因。
□预防
四项措施防范骗局
统一注册、规范管理、行业自律、全方位监督,对于如何防范“爱眼工程”事件重现,专家们给出了答案。
“如果所有公益组织都实现了统一的民政注册,管理也就规范了。”徐永光表示。
目前,公众可以通过中国民间建立起的“基金会中心网”,了解全国基金会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和项目信息等内容。
黄震建议民政系统也可以采取这种思路进行操作,“凡是在中国大陆开始活动的公益组织,都可以通过民政网站检索得到,可以有效防范被骗”。
2011年底,全国24家基金会制定并声明接受《公益与商业合作九大行为准则》,集体为公益事业规范化自设“红线”,并接受媒体和公众监督。“要提高行业自律,通过建立行业协会等方式,增强行业本身对生存环境的净化力量。”邓国胜说。
“要发动起全社会的有效监督,只有当全社会的监督力量强大起来,这些行骗者才能真正难有立足之地。”邓国胜建议。
□他山之石
注册容易监管严格
专家表示,在一些慈善文化发达的国家,“爱眼工程”事件几乎不可能出现。
首先,制度的完善让公益组织得到规范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在美国登记注册一家公益组织很容易,但监管很严格,除了政府监管外,社会的监管力量很强大,普通公众的监管意识到位,各种网络也发达,这让行骗变得很难。”邓国胜说。
徐永光也表示,美国的公益组织登记很自由,但登记后的管理非常严格,为了获得免税资格,公益机构每年需要向政府提交一个叫做“990表”的工作报表,这个“990表”会把机构的工作严格检查到什么程度呢?要花费一个人工40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才能填完。
而社会诚信体系的成熟与制度的完备不无关系,也让借公益行骗之举不易出现,“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会被记录进他(她)的SSN(socialsecurity number的缩写,意为社会保险号码),这样,在他(她)日后的就业、申请贷款等行为中都会被人看到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这个经历将带给他(她)终生的影响。但现在我们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在这里做了坏事,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没人知道了。”邓国胜介绍。
本报记者黄英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