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之道

黄震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

两会召开在即，综合各种消息报道，可以初步判断《民间借贷法》（或者《民间借贷条例》）、《放贷人条例》和《贷款通则》将是这次两会代表委员关于民间借贷讨论得最多的立法动议。但我们不得不遗憾的说，其本意是想解决面临的危机困境，代表委员提出的立法动议可能解决不了民间借贷危机的燃眉之急。

民间借贷问题全民都在热议，研究成果也不少，但是仍存在严重的问题。目前民间借贷讨论的现状和特点，我将其大致概括为“三有三无”：即有观点，无措施；有方向，无方法；有目标，无路径。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口号提的好，方向提的好，目标也提的好，可就是无法操作实施，喊了十多年不见改变。

其实，民间借贷“合法化”的提法是一个伪命题。在没有舶来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之前千百年历史中，民间借贷就在我国普遍存在，并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因此，民间借贷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从来就是合法的。即使在现代社会，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进一步昭示着民间借贷的合法性。

有人认为民间借贷没有立法才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问题。但目前我国民间借贷并不是没有法律规范，实际上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从《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等基本法到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有相关规定。只不过国家没有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在行政法规范方面还确实有所缺失，不便于政府开展事前介入监测管理等工作。

正因为太多的人并不了解我国民间借贷有关法律的现状，某些学者对于民间借贷的评论，有误导舆论与民众认识的嫌疑，让很多人认为中国民间借贷没有法律规范。经过系统梳理，我认为，民间借贷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没有法律规定，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基本可以满足解决纠纷的需要。

有人认为既然民间借贷没有专门立法，就呼吁国家制定或修订民间借贷法、放贷人条例或贷款通则等。但是国家立法决策有漫长的调研、起草、修改、评估、审议等等程序，周期极长，成本极高，在全国层面推行一部法律难度也极大。我对近期国家制定专门立法仍不乐观。所以，我认为，与其被动等待国家立法，不如支持地方试点探索制定规则。

刚好据媒体近日报道，温州立人集团民间借贷案件的147名债权人，上月27日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要求判令国家赔偿6864万余元。温州市中院3月2日正式予以答复：因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相关受案范围，决定不予受理。此案债权人的起诉警示地方政府，要设法对民间借贷建立监测和预警机制。

我认为，温州、鄂尔多斯等地方政府要解决民间借贷危机，首先要确定三个原则，我称之为“三个现有基础”：1、在现有法律框架基础上所进行创新必须合法合规，不能违法违规；2、在现有政府职责范围内，承担和发挥地方政府现有责任和职能；3、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来解决问题，用好用足现有的技术工具。

我国民间借贷危机管理实际上都是遵行属地主义原则，即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就由那个地方政府负责。有地方政府领导跟我说：“现在国家不作为，无奈之下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由此我认为应该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政府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同时，国家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必须加快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规范民间借贷的问题已经被呼吁几十年了。过去刑事化的思路是“堵”，即打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行为，吴英案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另一种思路是“疏”，即引导民间资本阳光化、规范化，允许成立新型金融机构，给民间资本以出路。温州、鄂尔多斯批准成立了大批小额贷款公司就是这一思路的尝试。

民间借贷规范化不能光喊口号，要有法律技术支持和实现路径，我认为可行的技术路径之一就是规范民间借贷合同。如治理合会，台湾的经验是推进合会契约化，1999年完成民法债篇修正增订“合会”。关于台湾合会契约化的经验，可参见十年前拙作《台湾“合会”法律制度之变迁》。香港的《放债人条例》，里面对借贷合同如贷款协议、还款协议都规定得很细。

信息化潮流让我们看到了民间借贷阳光化的曙光，因此，在《民间借贷登记中心亟待成立》中，我大力倡导通过信息化手段来加强民间借贷规范管理，通过信息披露加强公信力。目前温州和鄂尔多斯正在筹划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尽管对于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法律属性如何确定，怎样吸引民间借贷市场主体去登记或备案，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探索的目标和方向应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