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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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未读周作人了，今读《八十心情·与鲁迅绝交书》，短短百余字，留下多少悬疑和猜测，让人解谜无方。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原来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关于周氏兄弟的“绝交”，兄弟二人似乎都不愿意提及。周作人的信，欲言又止，就这样寥寥几笔，根本未交待兄弟失和的原因。“蔷薇色的梦”指的又是什么，语焉不详。

周氏兄弟“翻脸”，是在1923年7月17日。事隔17年后，周作人在1940年7月的《中国文艺》上曾有《辩解》一文，说到口头辩解的无益：“我们回想起从前读过的古文，只有杨恽报孙会宗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文章实在写得很好，都因为招到非命的死，乃是笔祸史的资料…..”他还认为，“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要说他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却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的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后门进了狼么？……人说误解的不能免除，这话或者未免太近消极，若说辩解不必，我想这不好算是没有道理也。”这篇文章，似乎还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闪闪躲躲。到了1961年，周作人写了《不辩解说（下）》，则写得详尽一些了：“这回讲到一九二三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自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如许季佛所说的……这便是鲁迅在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的对了。鲁迅平素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要更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大约是1934年，周作人作五十自寿诗，引起了轩然大波，胡适、蔡元培等纷纷和诗，唯鲁迅持之公论，对这一点，周作人是抱以感激的：“我前回说过的对于所谓五十自寿的打油诗，那已经是那事件的十多年之后了。当时说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芥蒂，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鲁迅能做的，还有他对周作人在五四以来现代杂文创作中的地位的评价，他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谈到了五四以来的杂文创作，他把周作人排在第一位，林语堂为第二，将自己放在了第三的位置。鲁迅是“举贤不避亲”的，这时候，他大约已经忘掉了兄弟之间曾发生的嫌隙和龃龉了。

周作人在文中，认为鲁迅是很惋惜兄弟之间的情分的，这以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所写的《兄弟》中可以看出；即便在此前的十月二十一日写成的《伤逝》一书中，周作人读出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读者的滋味了。“《伤逝》这篇小说很是难懂，但是如果把这和《兄弟》合起来看时，后者有十分之九以上‘真实’，而《伤逝》乃是全个是‘诗’，诗的成分是空灵的，鲁迅照例喜欢用《离骚》的手法来写，这里又用的不是温李的辞藻，而是安特来也夫一派的句子，所以结果更似乎于很是晦涩了。《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做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它是不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我想，周作人的直觉大抵是不错的，不会是自作多情，因为知兄莫若弟，周作人是文章大家，他的阅读不仅仅以“广博”可以一言概之。我们不妨这样想：虽然兄弟失和，但周作人一直关注着兄长的文学创作，久为文字所熏陶的周作人对鲁迅的小说保持了一颗敏感的心。鲁迅去世以后，有些人觉得机会来了，大作其泄愤报复的文章，周作人痛心而愤慨地说：“现在鲁迅死了，有仇的都来报仇，有冤的都来报冤……”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2017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