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际会”我的小发现——读熊秉元教授的《经济学始于佛法式微处》
(2012-02-14 21: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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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佛法《文化苦旅》法律经济学人人都爱经济学文化 |
分类: 读书 |
上一学期期末听说一位台大的教授要在这一学期开设法律经济学,我就来了兴趣:一则,是外校的教授授课,新鲜!二则,写作业要用繁体字,生平第一次,更加新鲜!三则,一看课程名称法律经济学,跨学科的,呵呵,相当新鲜!这是因为,平时我就“不务正业”,我的本科专业是法学,研究生仍是法学,但我经常喜欢看一些跨专业的书,尤其是近段时间,这种小偏好尤其强烈,法律与经济都属于人文学科,跨度并不大,这正好满足了我的这个小欲望,因此特别期待。
当看到熊老师书的书名《经济学始于佛法式微处》时,我就不止是感到新鲜而是兴奋了,书还可以这样写,经济学还能与佛法联系到一起?佛法无量无边,在佛光普照不到的狭缝里,经济学才潜滋暗长,这样看来,难道佛法是经济学的天敌?这是我看到书名时的最原始的理解。同时脑海里又出现了《法律与宗教》这本书,他的作者是综合法学派的代表之一,美国著名教授,哈罗德J.伯尔曼教授,这本小书同样是一部跨学科的著作,就像译者在序中讲的那样,“是一个法学家写的历史书、哲学书。”作者在书中提到,西方人面临一些哲学和宗教上的困惑,“在作者看来,这预示了西方文化行将崩溃前景。而它的一个主要征兆,便是整个社会对于法律与宗教的信仰严重的丧失。法律意味着秩序,宗教意味着信仰。没有法律,人类便无法维系当下的社会;缺乏信仰,人类则无以面对未来的世界。”从法律与宗教这种宏观的角度在千禧年向人类敲响了警钟,“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在伯尔曼教授看来,不能说是休戚相关,那也是关系紧密。何以经济学与属于宗教一支的佛法那么格格不入呢?经济学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它宗教是什么关系呢?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去阅读了这本书。
读完本书,掩卷沉思,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书中涉及政治、法律、哲学、宗教以及经济等众多学科,同时,生活气息,文学色彩相当浓厚,作者把油腻的说理,用深厚的专业知识文火慢炖,点缀以社会生活的花花绿绿,煲出了一锅色鲜味美的人间美味,倘若,你不仔细品尝,这汤你还真是只过过嘴瘾,穿肠而过而已,这“佛”岂能在你心中留,如果是那样就太可惜了。
本书的主题,我目前觉得,是试图用经济学的知识,来解释一些社会现象,引导读者自己去思考现象背后的经济学知识,提出问题,带有启发性质的,同时融入作者的生活阅历,并对这些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既不是像经济学家王福重教授《人人都爱经济学》那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试图尽可能的涵盖宏观以及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也不像法学家徐国栋教授《在法学与文学之间的30年》中那样,角度游离于法学与文学之间,那么有限,文学梦尚在,付诸实施的还太少;更不像哲学家周国平教授《妞妞》那样,用哲学知识通过散文的手法,给人以心灵的震撼,收获的只有人性的纯粹。
至于为何作者提出这一主题,我觉得这是一种角度,一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涉及方法论的问题。例如,第一章第三节,《华人性格中的菊花于剑》中,作者用中国与日本地形的差异来解释两国文化的区别,这种研究方法也被许多大家运用到自己学科领域中的研究,像冯友兰教授的《中国哲学简史》第二章中国哲学的背景中的第一节中华民族的地理环境,他就通过描述中华民族的地理特征来解释中国哲学的特点,以此做论据,支持论点。还有第二章,《告别的年代,是否罗大佑》第三节,在苦涩与悲情之外,以余秋雨《文化苦旅》为引子,提出经济学社会成本的理论。这种手法也十分巧妙。另外第三章《葡萄成熟时?——台湾民主2005》以香港的民主和经济来对比台湾,提出问题,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记得看过一本书,书名是《法律人为什么不争气?》作者是陈长文先生,他在书中说,台湾的法治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内地法治发展的一面镜子。台湾在法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内地也有某种程度的体现,因此,采用比较研究,也是一种非常实用的研究方法。
读完全文才发现,原来,《经济学始于佛法式微处》只是一节的内容,而且和我在开篇想象的内容完全不同,作者不仅谈到了经济学与佛法的区别,亦指出了两者之间“欲有一道自然而然的联结”,在阐述经济学如何始于佛法式微处时,指出了佛法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分别心,而一旦有了分别心,就进入了经济学的领域。在其文章结尾,更多的谈到了经济学的具体内容以及经济学的企图和使命与佛法的差异。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经济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同时,我也觉得经济学始于佛法式微处这个题目,还有继续深入研究下去的必要,或许,作者的短短一篇小文用意也就在于此吧。另外,在文中,作者多次用到“因缘际会”这个成语,这算是我的一个小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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