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弑父”又何妨？

在周五的研究生开题报告会上，我的一位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出现了两个标题。有的老师感到不理解。我当时解释道：这是因为这位同学在与我讨论时观点有些分歧，为了尊重学生，我对他原拟的标题予以了保留，同时附上我在此基础上修改的标题，至于我认为更理想的新标题则没有栽报告中出现，希望在开题会上请各位教授“会诊”后确定。

“会诊”的结果是维持了我的“原判”。也许有人对此更不理解：何苦绕来绕去这么一个大弯子，而不在提交之前就用我定的标题呢？

我认为，这一过程并非在做“无用功”，而是体现了尊重学生和大学教育的本意。诚然，我完全可以动用导师的权力，硬性要求这位研究生必须采用我拟定的标题，但是这样就泯灭了学术讨论的精神，滋生了学霸的作风，无法使人心服。

师生关系历来被视为一对矛盾。因此，亚里士多德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后世对这句话往往不加具体分析地引用，而将“老师”与“真理”直接对立起来。这样做固然不妥，但反过来一概将“老师”看成“真理”的化身，也是不无偏颇的。历史上曾留下亚里士多德“反叛”老师柏拉图，作为学术助手的哈贝马斯对社会研究所所长霍克海默和老师阿道尔诺的分道扬镳的故事，后人并没有对他们的“学术弑父”行为进行道德的谴责，原因在于他们的违背师道，都源于对真理的探索；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是人才培养的常态。作为教师，应有“新松恨不高千尺”、“欲栽大树柱长空”的抱负，鼓励学生开拓思维、锐意创新，以学生超越自己为荣。

也许教师与学生的最大区别，不在于年龄的悬殊和学历的高低，而在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正是这个缘故，已是举人的梁启超甘心拜在未有功名的康有为门下，为的是学到真才实学。今天的情况与康梁的时代大不相同了，仅仅熟读“四书五经”不再是学问大的标志了，即便是像“横跨各学科”的鲍德里亚，恐怕也无法解答后现代的所有问题。何况，许多研究生、博士生具有多学科的学历背景，而这一点则是一些导师们所没有的。因此，韩愈所说的“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诚哉斯言！

教师放下“师道尊严”的架子，与学生“疑义相与析”，不但不是什么尴尬事，而且正是“教学相长”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