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对《河图》、《洛书》的研究成果

一 疑问

《光明日报》于1996年后半年，连载了一则通讯和四期文章，介绍“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与《科技智囊》杂志社共同组建的易学课题组，对《周易》及其 源头----《河图》、《洛书》作出的重大破译”（《讯》）。它们是：1996年7月15日第二版的本报讯《科学理解易学，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讯》），8月1日第八版署名“关穆”的《易经柱：周易六十四卦的立体展示》（《易经柱》），8月24日第八版署名“华明”的《〈河图〉与金字塔存 在统一关系吗？》（《金字塔》）和署名“关穆”的《易经柱背后的数学奥秘》（《奥秘》），10月10日第八版署名“华和”的《太极易经柱、“和合”数表与 中华和合精神》（《和合表》），11月20日第八版署名“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的《易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千古〈河图〉与八卦关系 的解译》（《突破进展》）。

据《讯》，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对《河图》、《洛书》作出的重大破译有三项重要成就：

1“课题组在强调数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数学、物理学与周易八卦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按照'数’的规律，将易学'和合数表’制作成立体物理模型，从而揭开了太极八卦的数字奥秘”。

2 “研究中还发现，作为八卦源头的'河图’与埃及金字塔有高度对应的统一关系，这一研究成果使'河图’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历史传说基本得到证实，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3 “更令人惊奇的是，研究中发现在易学数表物理模型中有能量场的产生，这一现象若经进一步实验证明并在实践中应用，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

读了这则通讯，使人产生了许多疑问。比如说“太极八卦的数字奥秘”是什么？因为太极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有人说它是气，有人说它是理，这些都是无法用数字来 表示的。古代的太极图也有好几种。最简单的是一个圆圈，表示气或理是浑沦的整体，因而是不可计数的。或者是几个圆圈上下叠起（《周氏太极图》），或者是几 个套在一起的同心圆（杨甲《六经图》中之“旧有此图”），还有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阴阳鱼图”，其实这个图原本被认为是《河图》，只是到了明末和清代，才逐 渐被称为太极图。和阴阳鱼图相类，有来知德创作的太极图。此外还有一些，不再列举。这些图式样不同，但大多意义相近，都不是表示某种数量关系，也无法对它 们作数量的描述。当然，一个圆也可被分为几块，但那充其量不过几个整数、分数之间的关系，又有多少奥秘可言呢？至于八卦，在易学中被称为卦象。象是象征。 它们象征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但原本没有什么数量关系，又有什么数字奥秘呢？

所谓揭开奥秘，应是对象本身具有而世人尚不知晓的东西。太极八卦本身没有“数字奥秘”，又如何能谈到“揭开”呢？后来在《奥 秘》文中看到了和合数表。这是一个把从2到18这十七个自然数按一定规则编排起来的类似数字幻方一类的数表。然而多少有一点数学知识和数学史知识的人都知 道，类似这样的数字幻方，在我国宋明时代就已经被编制出来，而且不只一种。其数字最高到48（见程大位《算法通宗》）。和这样的幻方相比，和合数表并没有 什么新进展，也谈不上有什么奥秘。因为这不过是一些比较简单的自然数之间的关系。研究这样的关系，在古代数学中，也不过是一种游戏的性 质，至于和现代数学中的数论，和微分动力系统、代数几何、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等等主流方向，则无法相提并论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数表被称为“六十四卦” 和合数表，被认为是揭开了“太极八卦”的数字奥秘，那么，假若去掉“六十四卦”和“太极八卦”之类字样，这些数字间的奥秘是否还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也 就是说，这个数表和“太极八卦”之类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也谈不上因此揭开了什么“太极八卦”的“数字奥秘”。

其实，从《讯》中我们已经看到，是课题组“强调”数的基础，“创造性”地把数学和周易八卦“有机地结合”，并“按照”数的规律（按：数的规律很多，这里没有说明按照什么数的、什么规律）如何如何。也就是说，所谓“和合数表”和据它制作的立体模型，只是“课题组”对“ 太极八卦”作出的重新解释。这个解释和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的这类解释一样，都只能代表解释者自己的某种思想，而并不是对象自身原有的东西。因此，说“揭开” 了“太极八卦”的奥秘，是不成立的。

至于第二点，也使人有许多疑问。“河图”与金字塔的“高度对应的统一关系”是什么意思？阅《金字塔》文，知所说的“高度对应”关系指某些数据的对应关系。 数学上的“高度”，应是精确度的代称。那么，“河图”和金字塔的对应精确到什么程度，比如说第几位小数呢？《金字塔》文未能提供说明。那么，所说“高度对 应”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用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来描述“河图”和金字塔的对应，那么，这种对应能到什么高度，就不免使人疑虑。

为了说明“河图”和金字塔的高度对应，《金字塔》文首先提供了金字塔自身的几种“奇妙的数字关系”。这些关系是：

1 金字塔高度的平方正好等于它的每个三角形的面积；

2 四个底边周长除以高的两倍，正好等于圆周率；

3 塔的高度乘以十亿倍，正好等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4 塔的自重乘以10的15次方，正好等于地球的重量：

5 经过塔身的子午线正好将地球上的大陆和海洋划分成相等的两半；

6 底面对角线沿（按：大约是“延”）伸，正好将尼罗河三角州包括在内。

在这里，我们首先碰到了数学的精确度问题。比如说，将地球上的海洋和陆地划分成两半，精确到什么程度？不提供精确度，是不应说什么“正好”的；还有，将尼 罗河三角州包括在内，我相信，这也不是个“正好”的问题。第一，尼罗河三角州决不会是像对角线延伸那样整齐的三角形；第二，对角线延伸到哪里？它所包括的 决不“正好”是一个尼罗河三角州。至于塔的高度、自重，还会引起这样的疑问：是哪个塔的高度或自重？因为金字塔不只一个，而且有大有小，这就不能笼统地说 什么“塔”的什么什么，而必须指出是那个塔？不过这样一来，那些“正好”就有许多不能成立了。因为塔的大小不一，这个正好那个就不正好了。

如果进一步探讨，这些“正好”，其实并不是个“正好”的问题。比如高度平方等于每个三角形面积，这为什么就是个“正好”呢？为什么不是高度的立方？为什么 不等于，比如说它的底面积？肯定就是否定。等于此就不等于彼。在这种地方，要讲正好，就必须说明二者有什么内在的、必然的关联。平方“正好”等于三角形面 积，正好说明它不能等于这个面积以外的其它数据，因此，那不是正好的东西要大大超过那所谓正好的东西。那所谓的正好，不过是从大量的数字关系中选取出那些偶然的巧合关系罢了（丰铭按 ：旨哉，斯言，何尝不是易学研究的通病）。还有等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等于地球的重量等等，不过用日地距离除以某个塔的高度，用地球重量除以某个塔的自重，发现是多少倍，然后再加上一个“正好”来描述它。用“正好”来描述数字之间的偶然相等关系，就是把一种偶然性当作了必然性。

比如说吧，一般人的身长等于头高的七倍。这不过是发现了二者的数量关系罢了，这不是什么“正好”不“正好”的问题。如果把数字之间的关系 都加以“正好”二字，那么这种“正好”就太多了。 1加1正好等于2，2乘2正好等于4，长安街的长度若乘以多少倍会正好等于金字塔高度的多少倍，会正好等于地球到太阳，等于太阳到月亮等等等等的距离。像 这样的正好，每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人都可以举出许多许多个。所以并不是一种“正好”的关系。

《金字塔》文所提供的有关金字塔本身的数据具有这样的不精确性和偶然性，由此出发，来探讨“河图”和金字塔的数字关系会是怎样一种情形，也就不能不使人更添一层疑虑。

《金字塔》文第二段叙述“金字塔与《河图》的内在统一”，看来，作者所追求的，并不是一些外在的相似或巧合，也认为必须是内在的统一才有科学价值。作者所 举出的内在统一的例子，首先是金字塔的高度腕尺280除以它的底边长440腕尺，得0.63636……。而《河图》北方之数除以东方之数，其商“正好”也 为0.63636……。为什么如此巧合呢？作者解释说，原来280比440约分后为7比11，而《河图》北方数与东方数之比也就是7比11。那么，为什么 要用《河图》的北方数除以东方数，而不是其它呢？作者说，这是由于金字塔最重要的方位是北方和东方。然而，若用最重要的方位相比，就都应该用最重要的方 位，《河图》最重要的方位可不是北方和东方，至少没有充分理由这么说，作者也没有这么说。那么，用金字塔最重要的方位到《河图》中寻找相应的方位数，却不 管这数的方位在《河图》中是不是重要方位，这样比较出来的相等关系也就很难说是“正好”的什么关系了。

这里的所谓“正好”关系同样存在着前边已经说过的任意选择的问题。为什么要用金字塔高与底边长相比，而不是用其它，比如说用高的两倍或几次方和底边周长或 底边长平方等等。而那《河图》的中心数与某方之数，西方与南方之数等等，它们的比又正好和谁相等呢？这样的相等关系其内在联系又在什么地方呢？

为了说明数字之间这种相等关系有什么价值，我们来讲点与易数有关的历史。

《汉书.律历志》载：汉武帝时代，一批天文学家造出了新的历法。新历法取每月为29又43/81天。这等于说，把一天分为81分，而每月有29天多49分。依此为根据，很容易推出，每月有29乘81再加43分，为2392分。但是后来刘歆说，这个数据是“推大衍象”得来的。其方法是：

因为元是1，春秋是2，三统是3，四季是4，所以要把它们相加，得1+2+3+4=10。

由于四类数“合而为十，成五体”，所以10要乘5，得50。这就得出了“大衍之数”。

《易传》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所以应50-1=49。减一的意义，据刘歆说，是因为“道据其一”。

然后再“象二二之”，“象三三之”，“象四四之”，得：49乘2乘3乘4，等于1176。

因为新历法十九年七闰，在占卜时要归奇挂一，所以再加19和1：1176+19+1=1196。

由于占卜时要“再扐”，所以要乘以2：1196乘2=2392。

于是，每月的分数，即“月法”就计算出来了。在刘歆看来，他这样得出来的结果，也是正好相等。并且，刘歆还用这样的方法，“推算”出了一系列历法数据，包括五星会合周期这样非常庞大的数据。

所谓金字塔和《河图》的高度对应关系，也就是刘歆的易数和历法数据的分毫不差的对应关系。这样的对应关系价值如何？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现在的人们也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

问题还不仅如此。即使《金字塔》文所说的数据对应关系其价值确如该文作者所说，那么，还是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存在：为什么《河图》与金字塔的统一关系成立，就能证实或进一步证实“《河图》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河图》数和金字塔数之间的对应或者说是统一，与中华文化的源头，有什么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呢？（丰铭按：科研者不科学，政治科学习惯了）

至于易学数表物理模型中的能量场，《讯》说是“发现”，还要“经进一步实验证明”。我们期待着进一步的实验能够证明“易学数表物理模型中”果然能产生能量 场，并且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不过据以往的经验，这样的期待是注定要落空的。我诚心希望，我这据以往经验所作出的判断是个错 误。我也衷心地希望，我国的科学会出现一个奇迹，可以不投入能量就产出能量，易学数表的物理模型会成为我国的新能源，甚至完全取代旧能源。

然而这一切，其基础都与《河图》有关。或者说，都是在对《河图》研究的基础上所发现的。因此，我们应该专门谈谈《河图》。

二 《河图》发展史

这几年来，揭开《河图》之秘的文章不断涌现，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的这几篇文章是其中最突出、且宣传声势也最大的。要揭开《河图》之秘，首先应该弄清《河图》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的看法。

《金字塔》文最后说道：“如论证《河图》与金字塔是统一的话，则《河图》出现的年代至少应在4500年以前。如此以来，《河图》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在时间 上便符合了”。这个说法非常重要，它说明，要证明《河图》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河图》问世的时间问题。倘若《河图》是后来，比如说是宋 代才出现的东西（这是事实），那就不能说它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作者显然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努力要证明，《河图》是4500年之前就出现的东西。那 么，和金字塔即使确有作者所说的那样的统一性，是否就能证明《河图》出现于4500年之前，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还无暇讨论这样的 问题，我们只能先记住，《金字塔》文认为自己证明了《河图》出现于4500年之前；至少说，该文在力图证明这一点。

同时，《金字塔》文也注意到：“目前人们见到的《河图》宋代时才传出，与其内容一致的论述汉代才有”。《突 破进展》一文也说，到了汉代，“《河图》为八卦卦源的观点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定论”，然后列举了一系列学者的名字，接着说道：“有些人还对《河图》、《洛 书》的具体内容有所论述，只是未将其描绘成形”。到了宋代，才“由陈抟正式传出”，并且得到刘牧、邵雍、周敦颐、苏轼、王安石等人的支持。

在这短短的论述中，蕴含着一系列需要讨论的问题。然而我们也只能先关注这样的问题：这由黑白点所组成的《河图》到底是什么年代才出现的东西？根据《金字塔》等文的论述，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几个问题：

1 宋代才“传出”是什么意思？才“传出”，应是以前就有，只是不为人知。《河图》在汉代尚未描绘成形，那么，《河图》的描绘成形应是在汉与宋之间了。在汉、宋之间，是谁？为什么把《河图》描绘成形呢？

2 若《河图》是在汉与宋之间才被描绘成形，那么，这未成形的的东西能叫做“图”吗？也就是说，汉代人所说的未成“形”的东西能叫做“图”吗？

3 《河图》在汉代尚未成形，那么，在伏羲时代，在4500年之前，又有个什么东西呢？伏羲又是根据什么来画卦的呢？要知道，所谓《河图》，说的是龙马从黄河 水中背负上来的“图”；而所谓伏羲则《河图》画卦，是说伏羲看到了这龙马负上的“成形”的图才画的卦。假若没有这成形的图，那又怎么能说伏羲据《河图》画 卦？假如伏羲当时已有这成形的图，它又是何时失传，以致汉代尚未描绘成形，而后人又是根据什么来描绘成形呢？后人的描绘可靠吗？

我们希望读者先反复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并带着这些问题，来考察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和我们下面将要说的有关《河图》的知识，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古人所说的《河图》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河图》问题发展史分为几个段落。

1 先秦《河图》说及后世评论

诚如《突破进展》一文所说，最早记载《河图》的书是《尚书.顾命篇》。说的是周成王死，康王继位。在即位大典上，陈设着许多国宝，其中有一件，就是“河图 ”。但是,这“河图”是什么样子?它从何而来？其意义何在？《尚书.顾命篇》都没有说明。而由此，也引起了至今我们还在进行的无穷无尽的争论。

也诚如《突破进展》一文所说，到宋代，黑白点《河图》问世了。其拥护者说，这由黑白相间的点所组成的图，就是伏羲时代龙马所负、出于黄河、伏羲则之画卦的图。这个说法，最早见于刘牧的《易数钩隐图》。后来由朱熹认定，从朱熹以后，到清代之前，遂成为学术界的定说。

不过所谓定说，只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见。此外还有一种意见说，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来介绍一下反对的意见。

最早对《河图》持不同意见的应是和刘牧老师孙复同学的胡瑗。胡著有《周易口义》，其中说《易传》中的“圣人则之”，并不是则之画卦，而是“法则其时，以行 其事”。既然不是则之画卦，《河图》也就失去了和八卦的联系，由此出发的一切说法也就都难以成立了。继胡瑗之后，是欧阳修的《易童子问》，他不仅揭露则 《河图》画卦和仰观俯察画卦说的矛盾，而且根本否认有“河出图”这回事，并因此否认《系辞传》为孔子所作。欧阳修对《河图》的态度为何如此激烈？我们有机 会再说。接着就是程颐，他说，观兔子也可以画卦，何必《河图》！（见《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一、四》）

问题还不只此。问题还在于，他们虽然都说的是《河图》，但指的并不是同一件东西。就是说，他们说的《河图》，并不都是那些黑白点。胡瑗《周易口义》：

若果《河图》、《洛书》已有八卦，则八卦不当言伏羲所画也。

欧阳修《易童子问》：

《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

在胡瑗和欧阳修的心目中，所谓《河图》，就是八卦，而不是那些黑白点阵。而他们的这种观念，则源自汉代的孔安国、刘歆、王充等人。希望读者能够充分注意这一点，这对我们下面的讨论是重要的。

后来有程颐的再传弟子薛季宣。他认为，《尚书》、《周易》中所说的《河图》，乃是一种地图：

《春秋命历序》：“《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谶纬之说，虽无足深信，其有近正，不可弃也。 信斯言也，则《河图》、《洛书》乃《山海经》之类，在夏为《禹贡》，周为职方氏所掌，今诸路《闰年图经》、汉司空《舆地图》、《地理志》之比也（《艮斋浪 语集.河图洛书辨》）。（丰铭按：我赞成类似于地图的说法，古代地理学也。）

也就是说，薛季宣认为，所谓《河图》，乃是一种带有文字说明的地图。而薛的意见，其前驱者也是汉代人。《春秋命历序》作为纬书，其妖妄在于它自命所载是神的预言，或者是孔子所作；但其中所反映的汉代人的意识，是确实的。它说明，在汉代，有些儒者，不仅不认为《河图》是黑白点，也不认为是八卦，而认为是一种地图。至于这种意见在汉代居于什么地位，我们以后再作介绍。

南宋项安世作《周易玩辞》，其中引用姚小彭的话指出，刘牧不过是把古来相传的九宫数作成了《河图》，而把五行生成数作成了《洛书》，至于《河图》、《洛书》，并不是刘牧作的那个样子。项安世认为：

窃意图者必有八卦之象，书者必有古文字之形，而今不传尔。

此外，在南宋，反对黑白点《河图》、《洛书》，甚至连带认为《系辞传》也不是孔子所作，说河、洛出图书事纯系怪诞妖妄者，还有杨简（《杨氏易传》）、叶适 （《习学记言》）、赵汝梅（《易雅》）等人，还包括朱熹的弟子林至（《易裨传》）以及宋元之际的俞琰（《读易举要》）。他们大都明确指出，现在的黑白点 《河图》、《洛书》不过是刘牧首先根据九宫数和五行生成数所画的，并不是什么《河图》、《洛书》。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辗转到了明代，其有开国之功的儒臣宋濂，否认以“数之多寡”为《河图》、《洛书》，他说：

唯刘歆以八卦为《河图》，班固以《洪范》“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庶几近之。（《河图洛书说》）

明朝后期，则有归有光，他坚决主张废除《河图》、《洛书》，因为从汉代以来，有关《河图》的纷纷争论，就说明不论是黑白点《河图》还是什么别的《河图》，都是不可靠的。（见《易图论》）。

清朝初年，精于考据的乾嘉学派的先驱者们，纷纷著文、著书，反对黑白点《河图》，揭露这样的《河图》不是《尚书》、《周易》中所说的《河图》，而是宋朝才 出现的东西，因而不是《河图》。其中最著名者有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黄宗炎的《图学辨惑》，毛奇龄的《河洛原舛编》，胡渭的《易图明辨》等。他们共同 的认识就是，那黑白点《河图》、《洛书》决不是《尚书》、《周易》中的《河图》。黄宗羲和毛奇龄还指出，《尚书》中的《河图》应该是山川地理形势图。黄 说：

谓之图者，山川险易，南北高深，如后世之图经是也；谓之书者，风土刚柔，户口隘塞，如夏之《禹贡》、周之职方是也。谓之“河洛”者，河洛为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图书，皆以“河洛”系其名也。

毛奇龄和黄宗羲对图、书的看法相同，他说：“大抵图为规画，书为简册，无非皆典籍之类”。

在二黄、毛、胡之外，当时的易学名家，如惠栋等人，一反过去《周易》著作之前必画上黑白点《河图》的作法。他们的著作，一幅易图也不画，对《河图》，进而 对所有易图，表示了极大的轻蔑。惠栋《易汉学.辨河图洛书》，分析了宋朝的黑白点和汉代的九宫数、五行生成数之间的关系说：

其说皆与《河图》合。然康成、仲翔未尝指此为《河图》。则造此图，以为伏羲时所出者，妄也！桓君山曰：“河图、洛书俱有兆，然而不可知”。乃知汉以来，并无图、书之象。夫子曰：“河不出图”。东序《河图》，后人安得见之？虽先儒皆信其说，吾不敢附和也。

是的，黑白点《河图》、《洛书》的点数，和汉代的九宫数，和郑玄、虞翻等人所说的五行生成数确实是一致的。但问题在于，郑玄、虞翻并没有说它们是《河图》或《洛书》。况且孔子已说黄河里不再出图，后人如何能知道《河图》的样子呢？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汉代以来，并无图、书之象。那么，黑白点《河图》、《洛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就只能是后人的伪造。所以虽然以前的儒者几乎都相信这黑白点《河图》，但他，是不愿意附和的。在这里，惠栋表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真正的勇气和科学精神。

对于汉代的九宫数和五行生成数和黑白点《河图》、《洛书》的关系，毛奇龄曾作过一个比喻。它非常恰切地说明了二者的关系，故附载于后：

浸假《河图》既此图，则此图固康成所注者也。其于《大传》“河出图”下，何难直注之曰：所谓《河图》，即揲蓍所称“大衍之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者？而乃又曰：河龙图发，其书九篇。则其非衍数、《河图》截然两分，数不得为图，衍不得为画乎！

昔有拾枯鱼泽中，而以为神也。丹镬而享之，曰鲍君神。然不禁遗鱼者之还见之也，趣使烹食。而人争为神不已。遗鱼者曰：“此固吾所遗之物也，而神也 乎？”（其事见《风俗通》）。邻有购鼎者，误得一釜。而争之，或称三牺，或称九牢，终岁不决。乃就范者而咨之。范者曰：“此非吾所制五熟釜乎？”购者尚争 曰：“五熟岂无鼎？”曰：“五熟固有鼎，而吾所制非是也。”而于是争者始息。（见：吴氏《东冈丛记》）

这是从北宋刘牧以来，学者们关于《河图》、《洛书》争论的情形。我们这里主要列举了反对派的意见。实际上，这派意见在整个宋、明直到清代，是少数派。不过学术的是非是不能以拥护者人数的多少来评判的。

从西方学术传人中国以后，学者们开始用新的方法和视角去评判历史上学术的是非。学者们在细节上或许有许多分歧，但在主要之点上，基本接受 了清代初年学者们的意见。认为这黑白点《河图》不过是宋代才出现的东西，因而并不是《尚书》和《周易》中所说的《河图》。那么，它也不是什么画卦的根据， 更不是什么中华文化的源头了。

这几年来，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揭开《河图》之秘的声音彼伏此起，去年后半年，遂出现了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的这组文章。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尚书》和先秦时代各种著作中所说的《河图》呢？比较起来，黄宗羲的说法是最为可信的：《河图》不是龙马从黄河中背负上来的神物，也不是那些黑白点阵，而是当时各地向中央政权呈报的、带有文字说明的地图。

双方在争论中，都援引了汉代学者的意见，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也列举了一系列汉代学者的名字，来支持自己的论点，那么，汉代的学者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他们所说的《河图》是件什么事物呢？

2 汉代的《河图》、《洛书》都是一本书

我们先来分析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所提到的几个学者的论述。

首先明确说明《河图》是什么的汉代学者，据文字记载，似是孔安国。我们在这里用了一个“似”字。因为我们不敢断定这些记载的可靠性。孔安国的意见一见于《古文尚书传》，即被清代学者闫若琚证明其为后人伪托的所谓“伪孔传”中，其文为：

《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据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本）

这段话意思并不明确。《河图》到底是八卦呢？还是据以画八卦的事物（丰铭按：我在介绍伏羲的主贴里认为伏羲的传说并不可靠。）？据前半段，《河图》是什么似乎可有不同理解。我们不是要这样地吹求，因为何晏《论语集解》中所引孔安国对于《河图》，是这样说的：

孔曰：圣人受命，则凤鸟至，河出图。今天无此瑞。“吾已矣夫”者，伤不得见也。《河图》，八卦是也。

这段话意思明确，没有歧义。《河图》，就是八卦。那么，《河图》到底是八卦，还是据以画八卦的事物呢？同样说是孔安国所说，意思却这样分歧，难怪后人不仅证明所谓《尚书》孔传为伪，而且也怀疑何晏所引是否真实。

不过，无论这些话是否孔氏所说，可信的是，在汉代一些学者中，有这样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河图》就是八卦，一种认为《河图》是据以画卦的事物。这样，从一 开始我们就发现，《河图》为八卦卦源的观点并不像《突破进展》一文所说“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定论”。往下的考察我们还会发现，情形和《突破进展》一文所说， 是恰恰相反。

第二个对《河图》问题表态的是刘歆。班固赞同他的意见,所以收入《汉书.五行志》。《突破进展》一文中所提到的班固的意见，实际是刘歆的意见。这意见说：

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初一……威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

刘歆和班固确实认为《河图》是八卦之源。但《河图》是什么？似乎仍不明确。因为这话也可以理解为《河图》就是八卦。但《洛书》是什么？却清楚明白，它就是《尚书.洪范篇》中那六十五个字，而不是那些黑白点。

王充在他的《论衡》中对《河图》多有讨论。其《正说》篇道：

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

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

王充的意见，是从孔安国、刘歆一路而来。不过他的意见明确：《河图》就是八卦，《洛书》则是《洪范》九章。

孔安国、班固（实际是刘歆）、王充，都是《突破进展》一文引为同道的汉代学者，他们的意见能给《突破进展》以什么支持呢？即使他们说了《河图》是八卦之 源，他们说的《河图》和黑白点阵也根本不是一回事，何况他们明确说了《河图》就是八卦呢？至于 《洛书》，则刘、班、王都很明确，它是《洪范》篇，或是其中一段话。总之是文字，是书，而不是那些黑白点。

扬雄《核灵赋》：“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至于《河图》、《洛书》是什么样子，则没有发表意见。在《太玄.太玄图》中扬雄说过“一与六共 宗，二与七共明，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有人认为，这是扬雄对《河图》样子的描绘。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在《太玄.太玄数》中，扬雄 说：“九窍：一六为前、为耳，二七为目，三八为鼻，四九为口，五五为后”。所谓“共宗”、“共明”、“成友”、“同道”等等，正是对耳、目、鼻、口的描 绘。这与《河图》或《洛书》不相干，更与黑白点阵的《河图》不相干。

还必须指出，上述学者关于《河图》、《洛书》的意见，在汉代学者中，是少数派的意见，就像从胡瑗到胡渭在宋元明清的学者中是少数派一样。那么，汉代多数学者，或者说居于正统地位的意见是什么呢？若套用京剧《红灯记》中一句念白，则可这样说：“就是一本书。”

上面曾经提到的王充，在《论衡.实知篇》说道：

案神怪之言皆在谶记，所表皆效《图》、《书》。“亡秦者胡”，《河图》之文也。

依王充此说，则《河图》是有文字的，不仅是八卦图像。

《汉书.王莽传》载，泾河岸边山崩，阻塞河道，以致泾水倒流。王莽派王邑去视察，回来报告情况，于是：

群臣上寿。以为《河图》所谓“以土填水”，匈奴灭亡之祥也。

也说明汉代确实有《河图》存在，而这《河图》，乃是一种记载各种预言的书。

这样的书，还有确定的篇数。《春秋说题辞》载：

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

郑玄把这种说法带进了他的《周易注》中。据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在《易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下，李引郑说道：

郑玄曰：“《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 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也。”

郑玄还曾注纬书。在《易乾坤凿度》“而后有《河图》八文下”下注道：“《河图》者，河中得天书文图，韶龙衔出”。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所谓《河图》，就是 天书。《突破进展》一文也举出了郑玄的名字，这就是郑玄明确表示的、对于《河图》、《洛书》的意见。郑玄认为，这九篇、六篇，就是《易传》中所说的出于黄 河、洛水中的图和书。郑玄的这个意见，也被孔颖达写进了他的《周易正义》。这表明，在汉唐时代正统的、或被官方定为标准读本的易学著作中，郑玄的意见是被 承认的，并且带有权威性的。

至少在东汉时代，这九篇、六篇之说，也不是郑玄个人的意见，或者仅仅是《春秋》纬的臆说，而是由当时的国家所确定的。《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曾上书，要求禁绝谶纬。他认为，谶纬中的预言，是荒诞不可信的。他举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