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晏扬　

　　8月1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河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然而，随着次日网上爆出上海高院多名法官“集体招嫖”事件，该《条例》引发热议，有网友对其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传播或者未经公安机关通知查看、复制机房系统采集保持的信息”等规定提出质疑。河南省人大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禁止在网上传播监控视频，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隐私，这与网络反腐和公众监督并不抵触。

　　《河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遭到非议，很有点“躺着中枪”的味道——如果没有“集体招嫖”事件，如果《条例》不是凑巧在这件丑事被曝光的前一天出台，想必它就不会引起争议，反倒可能赢得舆论的肯定和称赞。

　　犹记得几年前，一对年轻情侣在地铁闸机口激情拥吻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中夹杂着监控室工作人员的戏谑性评论。当时这件事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舆论普遍发出了“谁来‘监控’监控者”、“摄像头时代如何保护公民隐私”的疑问，并呼吁加强对监控视频及工作人员的管理。

　　从这个角度看，《河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正是适应“摄像头时代”而出台，“禁止在网上传播监控视频”等规定正是对舆论呼声的积极回应。这本应受到肯定和称赞，只因它“生不逢时”，反而引起诸多质疑乃至猜忌。

　　严禁管理人员把监控视频放到网上传播、禁止在网上传播监控视频，我认为这是“摄像头时代”保护公民隐私之必须，《条例》中的相关规定无可厚非。

　　当然，应该承认，保护公民隐私与网络反腐、公民监督之间是有着某种内在矛盾的，加强公民隐私权保护，势必会限制网络反腐、公众监督的空间和自由。保护公民隐私很重要，加强公众监督也很重要，当两者存在某种矛盾时，如何取舍？

　　我的看法是，一方面，网络反腐不应以牺牲公民隐私权为代价，或者说，不能为了曝光几个官员的不法行为，就不惜将所有公民的个人隐私暴晒于阳光之下，这是“两弊相权取其轻”或“两利相权取其重”。

　　举例来说，反恐很重要，但美国民众坚决反对政府为了反恐而对公民通信进行窃听，个中道理就在这里。上海多名法官“集体招嫖”被曝光，让很多人津津乐道于传播监控视频之利，殊不知，如果人人可以任意买卖、传播监控视频，将不知有多少普通民众的隐私权会受到侵害，这种侵害可能发生在每个人头上，包括那些津津乐道者。

　　另一方面，在保护公民隐私的前提下，为了网络反腐和公众监督的需要，可以考虑将官员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排除在隐私权之外。也就是说，当监控视频拍摄到官员的不轨行为时，如果不轨行为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则不应禁止视频被公开曝光或在网上传播。

　　实际上，官员理应让渡一部分个人隐私，即官员应比普通民众享有较少的隐私权，这是保证公权力正常运行、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同样是“两利相权取其重”。

　　其实还有必要反思：如果正常的反腐渠道畅通无阻，如果体制内反腐足够给力，如果一些官员的不法行为无须通过网络曝光，那么“禁止在网上传播监控视频”的规定，就不会引发质疑和猜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