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晏扬　

　　近期高校密集开学，开学典礼上，各校校长免不了对新生提出要求和期望。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谈及“为什么要上大学”时，引用复旦老校长李登辉（注：此李登辉非彼李登辉）在上世纪20年代说过的一句话告诫新生：如果你是为了升官发财来到复旦学习，那么你在学校会受到鄙视。

　　在一般语境下，“升官发财”似是一个贬义词组，与“贪图富贵”同义，为很多人口头上所不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人首先要“诚意、正心、修身”，做一个道德君子，此乃立身之本；现代大学教育也讲求精神、气质、品格，升官发财太世俗，似与大学精神格格不入。复旦老校长说那句话，现任校长重复这句话，想必都是基于这种观念。

　　但是，倘若不说升官发财，而是说做官员或公仆、做企业家或CEO，大概就显得光鲜亮丽而无贬义了。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因此，升官发财本不该是贬义词组，而应是中性词组。在古代，读书人“诚意、正心、修身”之后，最应该做的就是“学而优则仕”，通过做官、做大官来“治国、平天下”；现代教育之下，做官并非读书人的唯一目标，职业选择、生活方式多元化，人们上大学的目的五花八门，但做官仍是正当目标之一。事实上，如果说古代科举是选拔官员的途径，那么现代大学教育则承担着培养未来官员的重任，高校责任所系，却鄙视学生为做官、升官而读书，岂不自相矛盾？

　　做官，一种职业选择罢了，任何职业都在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为社会作贡献，何况从“应然”角度说，做官是为人民服务，施展抱负造福于民。大学毕业生选择从政，乃至从一开始就冲着做官读大学，实在没什么丢人的，不该受到鄙视。做官如此，发财亦然。高校鼓励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说不定将来会涌现出一批企业家。企业家自己发财，同时为政府贡献大量税收，为社会提供大量工作岗位，这是多么光彩荣耀之事。高校一方面鼓励毕业生创业，一方面鄙视学生为发财而读书，同样自相矛盾。

　　在这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升官发财虽为一些人口头上所不齿，事实上却是很多人努力奋斗的目标，虽不能至也心向往之，连一些高校也以培养了多少高官、富豪为荣。这本来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有些人为了升官发财不择手段，罔顾法律和规则；有些人升官之后贪腐堕落、为所欲为；有些人发财之后为富不仁、横行霸道。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人败坏了“升官发财”的声誉。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如果从教育上找原因，那么我认为，恰恰因为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假、大、空，脱离社会实际和学生所思所想，才导致一些学生的道德、精神无所皈依，出现道德虚无化、精神荒漠化。学校教育总是企图把学生打造成道德君子，结果因为高不可攀而让一些学生变成伪君子，不仅不讲道德，而且不讲法律和规则。依我看，与其这样，不如放下身段，将教育的目标确定为培养遵守法律和规则、具有法治精神和规则意识的合格公民。

　　大学大可不必教育学生鄙视升官发财——这种说教本身就很虚伪，只会教育出虚伪的学生——而是要教育学生必须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升官发财；升官之后要廉洁自律、服务于民，发财之后要遵纪守法，履行作为富人的社会责任。我想，这样的教育更能为学生所接受，对学生、对社会也更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