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呼格案辩护律师群起而攻有感而发

备受瞩目的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案（简称呼格案）被内蒙古高级法院再审推翻，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现今中国司法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的结果，偏偏我们的司法就是不知。从自称真凶所为，再经呼格父母九年申诉奔波，内蒙古高院从宣布立案再审，到做出再审结果（且只是闭门书面审理，没有控辩双方的参与），也只经过三十天。这是正义的胜利吗？是与不是，既来得太迟、又来得太快了！总感觉其中与真正的司法审判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更像是按照剧本、不出意料的闭幕！ 

呼格案再审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呼吁对当时参与的“公检法”人员问责调查，同时还有对当时辩护律师的群起而攻；因为有些媒体报道称，辩护律师当时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呼格“认罪态度好”、一句是呼格属于“少数民族”，据此建议从轻处罚。

从目前所见的对该案各种报道，涉及当时辩护律师的只有这么多，能看到相关文件的也只是法院原来的判决书。我不了解当时的情况，相信没有看过原一审、二审卷宗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我想说，能不能凭法院原审的判决书就指责辩护律师不尽职，似乎辩护律师成了这桩司法冤案的帮凶。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一是，呼格案发生在全国1983年“严打”之后的第三战役期间。“严打”之恐怖、“严打”对刚开始建立法制破坏之严重，相信后人会写得更生动、更深刻。“严打”的主要对象，位列第一的就是杀人，流氓亦属于重罪。呼格案在彼时、彼地发生，想必当时那种“严打”态势会凶猛到何种程度。什么依法办案、什么证据、什么辩护、什么公正审判，用最通俗的话说：差不多就行了！拿到口供是最大的胜利，是所有证据之王。检察官、法官的头脑中几乎没有刑讯逼供的概念，一般都会认为：不是你干的，打死你也不会承认！不是你干的，警察为什么不抓别人只抓你？！所以，其它证据都可以是摆设，决定杀与不杀的，一是你在法庭上有没有喊冤，二是要执行的时候你有没有喊冤。除此，哪里有什么错案冤案之说。

二是，呼格案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直至核准死刑到执行，那种神速，绝对不是该案特有的。难道忘了，“严打”连原来法律规定的十天上诉期都改为三天了。从被告人拿到起诉书到开庭法定时间就是三天。我办理过的辩护案，从接案到开庭只有个把星期的，不是一两件。现在我们对呼格案从案发到执行死刑只六十二天而惊呼，难道忘了，还有从案发到执行死刑仅四十天的北京姚锦云案了（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的辩护律师讲座交流与法院如何配合的经验）？！真所谓，没有最快，只有更快！

三是，律师原本属于国家法律工作者序列，彼时有“公检法司”之合称，政法委组织讨论案件亦有此模式。本人在八十年代从业之时，但凡参与重大案件的辩护，必须事务所集体讨论决定，律师没有自行发表辩护意见的余地。无罪辩护，更是必须司法局讨论，辩护词由主管局长审定签发。现在，对呼格案当初的辩护律师，指责之一就是为什么不做无罪辩护而是罪轻辩护，似乎律师做了无罪辩护就能力挽狂澜了，就能避免冤案的发生了。若对辩护律师进行这样的指责的话，那些遵从旨意轻罪重判、无罪也判的法官们，须无一例外进行这样的指责。殊不知，辩护律师只为当事人一方发言者，法官则是生杀予夺的操盘手之一，面对呼格、聂树斌等，他们都能下此狠手，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指责律师呢？

现在呼格案已尘埃落定，逝者已矣。但当初判决死罪，他们振振有词，如今改判无罪，他们又言之凿凿。这就是我们的司法！聂树斌案，无奈到不能自查纠错而由最高法院指定他省法院去复查。都是二十年左右的案件了（扣除其中“周氏”掌权倒退的十年吧），我们从中或许能看出司法进步的实质性改变有多少。

所以，对于呼格案等那个时期所发生的冤案，指责也罢，不满也罢，不解也罢，放在当时大背景下考虑的同时，也不得不感到庆幸的，就是“真凶”或“死者”再现，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还要感谢“真凶”能坚持自供，而没有配合去翻供。说到律师同行，更不能无视那些大背景而对当时的辩护律师群起而攻。那个时候，能做无罪辩护的，没有得到采纳；未做无罪辩护的，并非都是不负责任。二十年前“公检法”不是现在的“公检法”，为什么要强求二十年前的律师一定像现在的律师呢？！其实，辩护律师的春天还远没有到来，审判体制与二十年前并没有根本性改变。非法律因素诸如领导意志、关系因素等对审判的影响依然发挥着作用，谁能确保现在就能彻底杜绝冤案，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的就一个都不会错杀？！殊不知，在法院眼里，只要死刑案件依然存在，就不过是一个案子，一个数字，同样少有面对鲜活生命的概念。建议有胆量的网媒搞个冤杀错杀申诉案大调查大汇总吧！看看还有多少呼格、聂树斌们的亲属奔走在漫漫申诉路上，只因没有“真凶”出现、没有“死者”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