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

韩冰律师

    警察执行公务本是履行其职责，谁让警察是人民公仆呢。警察的职业就是有风险的职业。当然，有风险的职业不止是警察，有很多职业同样有风险，比如矿工。但警察职业的风险是被作为群体性受到关注的，这一点，矿工遥不可及。警察职业风险所附随的荣辱感，矿工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然而，无论是警察还是矿工，在从业之时就明知这种风险的存在，有些是致力于此，值得仰慕；有些虽是不得已为之，也同样值得钦佩。毕竟在和平时期选择一个具有天然风险性的职业，是需要些勇气的。

    风险性职业的收入与风险是不是一定成正比，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警察收入的高低与政府财力是相适应的，矿工则要取决于企业的经济效益（其实，过去国有矿山企业工人的收入绝对是高的，现今警察的收入比其它公务员也是略高的）。不过，不论决定性因素是什么，高风险在现今并不意味着就是高收入，而且在贫富差距越多越大的今天，更无法进入高收入阶层。中国是如此，其它国家也是如此。

    近年来，矿难发生频频，伤亡矿工数目惊人。印尼海啸的时候，死亡人数十数万，中国政府捐款抚慰；当时就有人说，中国矿工每年死亡人数远比印尼海啸的为多，政府为什么没有表示。我不知道这个数据的来源和准确性。另外的数字就是警察每年的伤亡人数，亡者没有矿工多，但伤者以分钟计，可见数目惊人。为此，我们也的确应该表示极大的敬意！

    但是，在警察群体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害群之马，一粒耗子屎就坏了一锅鲜美的汤。听我同行黄律师叙述一个案子之后，我就内心发笑，内心发酸，内心发怒。

    黄律师办理的一个妨碍公务的案件，几个被告人在与对方殴打当中，警察赶到了；几个被告人非但不住手，还对警察拳脚相加。结果是，警察受伤。但伤的程度仅仅是轻微，尚未达到轻伤害。这样的行为构成了妨碍公务是无须争辩的，问题在于，就三年以下徒刑的法定刑而言究竟判多少合适。为此，从被告人认罪且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出发，黄律师主动与警察联系赔偿事宜。警察对两万元的赔偿表示接受（实际的损失当然低得多）。然而，在开庭时候，警察突然反悔了，说要求18万元的赔偿。民事赔偿的调解自然无法达成，法院判决当中竟赫然写明“受害人及其单位强烈要求从重处罚”，但念被告人认罪态度好且积极赔偿，从轻判处两年半的有期徒刑。

    对于这样的判决，我们实在不好揣测什么，也实在不好指责什么。但就提出赔偿数额而言，不得不让人觉得警察有敲诈之嫌。此类情形若不是警察为被害人的，恐怕难逃敲诈的追究。警察作为知法者，根据什么提出如此之高的赔偿要求呢？难道警察因执法受害就可以成为营利的手段吗？我国法律规定的民事赔偿不包括惩罚性，只是补偿性的。这样的规定是否合理，是否应该加入惩罚的因素，那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在刑事司法当中，一些受体制桎捁的机制性创新是应该提倡的，有利于推动立法的进步与完善；但有些超越法律现行规定的，就不能形成有效裁决。就这个案子而言，法官显然也是遵循了这样的宗旨（但主要是因为被告人无力承担18万元的赔偿额），判决赔偿1万元。此1万元是不是依据充分，与要求的18万相比起来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警察由于执行公务收到伤害本应得到世人的同情与尊敬，如果将此作为要挟就已经变味儿了，如果将此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变得无耻起来。倘若此案的被告人有这个负担能力且很“自愿”负担，倘若法院也支持这种方法，何不将此普及推广开来，让更多的警察上街去受些皮肉之苦以此作为发财的手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