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谜》剧照

其三，杨丽萍“民间话语”的“大众化”解读。

既然《云南映象》、《藏谜》作为“舞者的原生态”，根本谈不上是“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光”，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大众化”和“精英化”的角度来解读。“原生态价值取向”的民间舞当然需要创造，这点无可厚非，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达到“体现了‘原生态’价值取向的民间舞‘善本再造’”[1]的高度，这里面不仅是有原生态意识和现代意识撞击的问题，还有一个大众化意识和精英化意识的问题。

面对“原生态民间话语”这个舞台民间舞创作资源，除了表现宏大的、民族的、人民情感的“宏观民间舞”之外，当前舞台民间舞还有“两个方向”，一是“大众文化方向”，特别强调时尚性和娱乐性，以获得大众文化市场的促销成功为其目标；二是“精英文化方向”，对原生态民间舞进行创造性的解释，或是在舞蹈中体现现代的形象，以圈内行家的认可或某类观众群的欢迎为标志。虽然杨丽萍并不认为自己做的是都市商业演出的大众文化，但是实际效果的确如此。对杨丽萍作品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解读“民间话语”上的分歧。文化产品的大众化、时尚化与精英文化的批判性必然会起冲突，这也恰恰是市场的真实反映。杨丽萍虽然已经不局限于单纯的舞蹈圈子，而是在文化艺术的大背景中去找寻身体文化的规律。不过，就整体而言，仍表现得顾虑重重或是文化积淀不够。这说明，除了在民族传统文化、民间文化意识和文化市场意识上的觉醒之外，人文意识还有所欠缺。首先，杨丽萍的《藏谜》所体现的实际是一种异化了的“生态关系”，是一种“时尚的原生态”和一种“被消费的原生态”；也是一种混合的审美型关系，娱人大于祈佛、娱佛。其次，保护本土文化原生状态的理念，与本土实现现代化的渴望，两者并不完全对接，导致对于“原生态活态文化”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审美差异，这也是一个悖论。因为维持原生态文化赖以生长的民族（地域）的自然与文化空间，势必跟原住民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渴望发生激烈冲突，而现代化的理想几乎从来是无可置疑的。在“城乡配套建设”的大背景下，我们有什么理由和权力阻止乡土人对于都市的无限向往呢？杨丽萍认为她表现是“是一种非物质文化的延续”，是一个变化中的藏族，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真实的藏族文化，是藏民们“当下的生活”，“是一种写实”，因此这种生活可能就会有“跳街舞，唱流行歌”的“牦牛舞”和“爵士风格”的“夏拉舞”；但是一些学者却认为这恰是经济热潮和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如果按照人类学的镜像和“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光”，杨丽萍没有表现出未受“现代文明”滋润或侵蚀下的真正的原生态文化精髓。

结语

纽约之所以能成为戏剧和舞蹈大本营，重点不是“高回报”的演出，而在于有一个良好的艺术生态，各种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剧目同时存在，提供不同梯队的人员配备和受众层面。因此，在我们这个尚待完善的舞蹈文化市场中，我们应该首先区分舞蹈演出的定位。在《藏谜》中，演出市场再次操纵了艺术创作，资本逻辑再次支配了演出运营，进而把这个作品催生成为一个精致的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可见，《藏谜》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大众文化娱乐精神的为观众喝彩的、貌似丰满的“原生态”新形体。它的意义更多在于丰富了我们这个强调“一体多元化”的文化市场。

一方面，我只能说，对于神秘而博大、悠远而灿烂的藏族文化，本来就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式。我们当然也无法苛求在一部大型的舞蹈作品中将对藏族文化或是藏传佛教文化的思考得到完整展现，我们也不可能苛求杨丽萍体现出精英文化人士和人文主义者的冷静眼光和价值操守。换言之，我们在看待带有一些宗教意图的《藏谜》时，是不能将之看作是以寺庙为中心的藏传佛教舞蹈文化的承载物，不要寄予它来向社会呈现人文精神价值和文化深意，也不要希望藏文化的神圣与神秘能在资本逻辑操纵的商业演出市场中得到维系，否则当我们看到《牦牛舞》和《夏拉舞》时是注定要失望的，因为它们与精英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南辕北辙。

另一方面，舞蹈表演艺术团体不同类别的舞蹈演出，其“市场化”程度是有差异的。对于“体制内国家舞团”，尤其应该持续强调和倡导国家舞团的“非营利性”和提供“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优秀艺术产品而非一般的“大众娱乐产品”，这确实非常必要。而对于“体制外舞团”，尤其是对这种“民间营利性舞蹈项目”，或许我们就真不必苛刻要求其具备如何高深的“人文理想”了。

不少文化观察者的悲哀是，杨丽萍已经为观众“解密了”藏文化，今后还会有艺术家勇于尝试用“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光”或者用人文主义精神态度诠释藏文化吗？今后还会有观众对舞台上呈现的藏文化感兴趣吗？我想，对于这些问题只能靠时间来回答，“杨丽萍效应”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也需要靠时间来衡量和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