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总事件，让我想起了以前在报社当记者时经历的两起事件：一是一个求助者来到我所在的新闻部门求助被婉拒后，直接从部门所在的六楼跳楼身亡，那声巨响和惨烈的死状，让我至今心有余悸；一是一个无法融入城市的贫困农民工在公交车上声称有炸弹，而最终证实他在撒谎，他的目的仅仅是希望能找到一个有耐心的女人听他倾诉心中的苦闷。

     前一起事件，大约发生在1999年。那时，我所在报社的社会新闻部和热线部是一个大部门，都在六楼办公。对直接找到报社的访客，按流程，一般都会先安排到热线部，向热线员讲述自己的来访目的，再由热线员根据情况通知对应的新闻部门的记者来接待。比如，经济类新闻，就通知经济新闻部记者，文娱乐新闻，就通知文娱部记者，社会类新闻，就通知社会新闻部记者。而不能构成新闻事件，与报社职能无关的情况无映，热线员就只能向他们提供其他相关部门的地址或电话，不安排记者采访。

     大约是在秋季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候工”，突然听到窗外传来一声沉重的闷响，伴随着人们的惊呼声。我本能地冲向了窗边，看倒底发生了什么事。结果看到的景象让我终身都会做噩梦：一个人体挂在了大楼入口处的一楼顶部的遮雨板的边缘处，人体已被拦腰折断，上半身悬于空中，下半身搁在遮雨板上，而人体腰部的完整横切面是那么触目惊心-----

     那时我已当记者四年，见识过各种各样惨烈的天灾人祸的场面，可从未有一个场面，让我如此震憾和惊恐。我一阵昏眩，几乎是颤抖着走回瘫坐在椅子上。

     随后，热线部传来一个热线员的哭声。我们的新闻热线员都是大专以上文凭的女孩儿。哭的就是刚刚接待了跳楼身亡的死者的那个女孩儿。

     她告诉我，这个人是一个城市贫困人口，中年男性。无业，与妻子离异，无子女，他落下了包括肺气肿在内的一身重病，但一直无钱医治，也无人照顾。他希望得到帮助。女孩儿告诉他，我们是新闻媒体，不是慈善机构。我们惟一能实质上起到的帮助，不过是通过报道将信息扩大，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可是像他这样的情况，构不成新闻，我们没法登报，也就没法帮到他，只能建议他去找民政部门。男人也没怎么纠缠，出了热线部，就坐在电梯口过道旁的公共坐椅上，默默地抽了一会儿烟。女热线员中途还给他倒过一杯水。但是没想到，他最终居然直接从电梯口过道的窗户上跳了下去-------

    女孩一直在哭，哭得浑身颤抖。看得出，她非常自责。她还很年轻，刚刚毕业。在她年轻的生命历程中，她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惨事，一条生命就在她的眼前消逝，她似乎成了给这条绝望的生命压上最后一根稻草的责任人。她受不了这样的心理折磨。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因为我当时的心情也如同她一般沉重。这个人如果是直接找到了新闻部，找到了别的记者，甚至是找到了我，他得到的都只能是相同的答复。那么，结果也都是一样。

     作为记者，我们时常会受到这样的煎熬，我们几乎天天都会接待各种各样的求助者，有些能构成新闻事件，我们会通过报道来帮助他；而列多的没法构成新闻事件，我们就没有办法。每当有求助者满怀希望而来，却又怀着失望离去，深深的负罪感就会折磨着我们。

      刚当记者时，我经常会哭泣，因为于心不忍，于心不安。

      记得我曾被一个残疾人，不停地打传呼和打电话，求我帮助，我开始还能好言相对，到最后，我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只能粗暴地打断他，求他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因为我无能为力。挂了电话，我又觉得自己很不是东西，人家已经很绝望了，你怎么能这样对他？可是我也不过是一个月工资两三千元的小工薪，我又能怎样呢？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多少次，我简直都记不清了。

      再到后来，我也渐渐麻木，再遇到这种事，我只能反复地说，对不起，我也帮不了你。我很少再哭泣，但是心里会像灌了铅一样沉甸甸的。当记者，最痛苦的莫过于你总是接触社会最灰暗最绝望的人群，可是你总是无能为力！你只能由着自己一身的血被各种惨事刺激得沸腾、燃烧，最终却不得不慢慢冷却，直至冰冻！

    我不知道，在被我拒绝过的那些求助者中，有多少人最终能有幸地得到帮助，从而摆脱厄运；又有多少人就如这位跳者一样，在绝望中默默死去；或者，他们中又有多少人变成了陈水总或是准陈水总-------

    13年记者生涯里，我一直在经受着这样的折磨。有些明知道不可能见报的事件，我会尽量假装要采访，给有关部门或有关人士施压，为当事者尽可能谋得一些好处；有些我会捐了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钱，尽管是杯水车薪，但求为自己的良心找一点安慰。我把一些公仆拉下过马，也铲除过一些恶霸，可我真正帮到的人，不足来向我求助的百分之一。而我最终因为报道“李思怡事件”而被调离记者岗位。这种深沉的无力感，是让我最终离开新闻媒体转型当编剧的重要原因。

     第二起事件，是一个中年农民工。他进城务工多年，仍然没致富，但能勉强维持生活。他在高峰时期满载乘客的公交车上，声称包里有炸弹，让司机和乘客赶快下车。可实际上，他的包里只有一团报纸。当被警察包围后，他提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要求：帮我找个女的来，要能耐心听我说话的女的来！

     事后他交待说，他进城多年，他和他的同伴们为这个城市的繁荣做了很多贡献，可是他们却在城里找不到立足之地。他们哪怕暂住在这个城里，却仍然无法融入这个城市。包括他心里时常有许多苦闷和困惑，却找不到人诉说。所以，他一时冲动，想到了这个办法来吸引大家的关注，来找到愿意倾听的人-----

     这位农民工最终被判了刑。

     当时，同城媒体都报道了这一“公交车‘诈’弹”事件。而我却对他的特殊要求和心理状态产生了兴趣，我深入采访了这一事件，做了几天整版的深度报道 ，力图能唤起大家对入城农民工境遇的重视。记得当初有关部门为此成立了倾诉热线，也有一些社区响应媒体呼吁，把诸如图书室、公共活动室向农民工开放。但是，这样的小小的改善，对整个城乡对立、入城农民工的境遇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可是作为一个记者，甚至作为新闻媒体，所能做的也就能这么多了。我们无力改变更多。

     让我后怕的是，如果这位农民当时包里放的不是报纸，不是“诈”弹，而真的“炸弹”呢？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里，又有多少绝望的底层民众，是潜在的“炸弹”呢？

     当记者13年，对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我深有了解，他们的苦痛时常折磨着我的良心，我也比普通人更能了解，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多少隐患！可是，我又能怎样呢？话不能说得太多，太深，因为我现在担负着祖孙四代人的重任，上有九十祖母，中有重病母亲，还有无业的需我资助的姐姐姐夫一家人，下有未成年的幼女。我已经不敢发出声音。

     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尽自己的力，尽可能力所能及地帮助身边的人。自从当了编剧，收入较之以前有了大幅提高，我帮助他人的能力也稍强一些了。我现在只能做那个沙滩上不停拾起小鱼扔回大海的小男孩儿，我不能避免那些被风浪卷上沙滩的鱼儿们的死亡，但我会尽力改变我所能拾起的那条小鱼的命运。

     我不信任何宗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我惟一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