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9”十年祭

   从“暴风骤雨”史美伦到“和风细雨”尚福林

   张志伟

　　“5·19”行情充分展示了政府政策支持的重大功效，也在客观上发挥了股票市场支持国民经济的重大作用。但同时，由于整个市场机制不够成熟，基础性制度建设薄弱，“5·19”行情在赢得广大投资者的欢心的同时，炒作概念、违规运作等不规范情况也掺杂其中。上证综指在最高摸到2245点后，随着科技网络泡沫的破裂，以及国有股减持试点，市场步入漫漫4年熊途。

　　回顾过去10年中国股市走过的监管之路，有诸多值得反思之处，也有诸多的成就堪为骄傲。

　　当时，伴随尽快借鉴国际经验，整顿市场秩序，加强监管的期许，极富激情的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空降”内地中国证监会。

　　就在史美伦上任的第一年，监管层掀起旨在强化上市公司治理的监管风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证券监管的法规或条例就达51件，有80多家上市公司和10多家中介机构受到公开谴责、行政处罚，甚至立案侦查。

　　但外界对史美伦过于教条的批评也随之而来，虽然人们没有觉得史美伦及管理层采取措施治理违法违规有什么不妥，但一个指数持续下滑的市场确确实实让人感到担忧。2001年6月推出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一直被认为是导致漫漫熊市的最直接原因，同年10月22日，这项政策被叫停。

　　史美伦最终还是将工作坚持到了2004年9月13日，而她最后的辞职理由也是因家庭原因。

　　2003年初，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履新不久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坦承证监会以往监管工作存在失误，并强调“监管必须三统一”，即“坚持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要与市场的承受程度的统一；坚持监管职能和监管方式要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尚福林主导的中国证监会以来，股市上少了“暴风骤雨式”的事后查处，多了务实的监管新制度、新规定的出台，就在这种“和风细雨”中，中国证券市场的“防火墙”悄然成型。

　　在“5·19”和2000年、2001年的牛市行情中，券商先有挪用客户保证金，兴办实业，后有是违规委托理财，坐庄套利。2003年前后，伴随行情大萧条，中国券商行业积弊丛生，进一步发展面临较大的危险。

　　2003年8月，证监会提出证券公司“三大铁律”，即严禁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严禁挪用客户委托管理的资产、严禁挪用客户托管的债券。2004年8月，对券商的3年综合治理开始。证监会累计处置了南方、闽发、大鹏、德恒等31家高风险公司，清理账户1153万个，一批涉嫌刑事犯罪的公司及其责任人被移送公安、司法部门调查。在处置高风险公司的同时，证监会指导、支持有关方面对27家风险公司实施了重组。

　　2007年8月底，历时3年的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取得成功，长期积累形成的巨大风险在全行业得以化解。全行业财务状况恢复到历史较好水平，连续4年亏损的局面得以扭转。证券公司走上了“合规”“健康”的发展之路。

　　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积弊，也是当年推进股市发展的必需。随着尚福林上任，股权分置改革时机逐步成熟。可以说，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中的历史性跨越。它解决了上市公司的部分股份流通，部分流通的问题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全流通时代。

　　股改完成后，随着《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配套法规的颁行，上市公司监管跨上新台阶，类似当年科龙系、中科系、德隆系等通过关联交易掠夺上市公司资源的大案成了永久的“老皇历”。

　　对于市场中顶风作案者，管理层进行严惩是唯一的选择。不过，今天的管理层在处理相关案件时，执法艺术性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处理杭萧钢构案就是其中一例。2006年11月，杭萧钢构与中国国际基金有限公司开始接触洽谈安哥拉公房项目由混凝土结构改成钢结构事宜。时任杭萧钢构证券办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的罗高峰在工作中，获悉有关信息，与人合谋炒作杭萧钢构股票。2007年5月，中国证监会对杭萧钢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做出行政处罚决定；随后，司法机关依法宣判罗高峰犯泄露内幕信息罪，其他相关利益人也得到了相关惩罚。

　　对于该起案件的处理，依法进行，查处的时间短，同时没有引起巨大市场波动。对违规者的严惩，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与“5·19”时期相比，已取得取得跨越式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