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用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审视父亲的时候，就常生出一种世道沧桑的感觉来，生活可真是厉害，它能够彻头彻尾地改变一个人。 
    父亲是一位民办教师，却更像一个有涵养的农民。 
    在他没当民办教师之前在生产队里打铁。据说在 1971 年高中毕业时，他的才气就已经远近闻名；但家庭成分打破了他的大学之梦，被赶回家来。他就在以后的几年里，娶了我的母亲，然后生了我。 
    父亲喜欢写诗，曾经有厚厚的几大本的诗作，都工工整整地写在他批改过的他的学生的作业本的反面。这些诗大部分都是讴歌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写实的成分很大，更像民谣一些。如今，这些诗句我已经一句也记不得了，但其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对生活的喜悦、向往，却一直在我心头萦绕不去。父亲的诗从未得到过发表，倒是他的通讯，一度成为县广播站的广播稿，他至今对当时编辑的回信和每篇稿子八毛钱的稿费记忆犹新。 
    就在 1978 年父亲初入行时，他的工资是每个月两元五角钱 。后来涨到了每个月 4 元钱，再后来又涨到 9 元、 12 元、 40 多元、 70 多元。 1994 年上，他的工资终于过了百，他可以每个月拿 125 元钱了。这个数字被一直保持至今。尽管父亲从来都没有看轻他的工资，但他的工资确确实实地对我们的家庭产生不了多大的帮助。 
    就在 1983 年上，农村大包干，我的母亲和父亲一下子承包了二十几亩地，他们实在很想发财致富。我们家这些年来一直是指望着那二十几亩土地，无论是生活，还是我跟妹妹的上学。 
    这些年来，随着一批一批民办教师的转正或者卸职，民办教师在日益减少，他们越来越强烈地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他们太热爱这个职业了，甚至愿意拿着最低的工资，付出几倍的努力和成绩，来证明他们对这一岗位的感情。 1994 年父亲升任一个小村的小学校长。几年之后，这个学校的近 10 名教师中就剩下了他一个民办教师。那时候我的几个大伯甚至比我父亲更高兴，他们在酒桌上略带酒意后不住地说：“现在这知识分子不好领导呢……”，言语中流露出一种自豪和对父亲的赞赏。后来我想，尽管父亲始终表现出一种谦卑，始终认为自己就是农民，但在骨子里边，他还是有一种清高或者高傲。 
    我一直不明白我的母亲为什么会那样一如既往地支持父亲去做一个民办教师。我曾经以为，这与父亲的教师职业使他在我们整个家庭以至全村中都享有威信有关，其实父亲的威信更多的是与他的性格有关。母亲对父亲的支持我是从反面体会出的。我曾经碰到过几次母亲流着泪求父亲说：咱不当老师了行不，你回家来咱好好种这几亩地，日子也比这好过多了。每当那时候，父亲总是一脸凝重，只有他才知道我的母亲到底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其实，吃再多苦受再多累，母亲都会咬牙挺住，她更多的是不忍心父亲忙碌劳累得不成样子。大概是 1993 年那年秋天，我家的苹果丰收，果子熟了，父亲却没时间赶集去卖，就与母亲趁着学校下午放学后用车子拉了去村里换麦子。他们在 7 天的时间里换了 4000 多斤小麦。这 7 天里，父亲就没回过一次家，每天就在果园里随便吃点饭就躺下睡了，母亲说，到后来父亲连搬动一袋小麦的力气都没有了。至今说起来，母亲都想掉泪。 
    那天父亲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来，声音显得局促，语气里充满客气，他说很长时间没回家哩……以往，他每次打电话过来都说这一句话，然后沉吟一会儿说家里都挺好就把电话挂断。但那天他有些吞吞吐吐，最后说都 7 月份了还没有消息，本来说这批转正在 6 月份……我忽然觉得有一点心酸，其实父亲的意思是要“麻烦”我帮他“问问”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的父亲就是我们县的教育局局长。父亲最初知道这一关系的时候心里很有些兴奋，仿佛感觉到他转正的希望陡增，但后来他就发现希望终归还是希望，而且还在一点点变得渺茫。因为这件事，我曾经伤过他的自尊心，他希望通过我去“通融通融”，但遭到了我的断然拒绝。 
    有一年，父亲在农忙期的学历培训中半途而废，他实在是忙得脱不开身，哪怕是那短短的一周时间，所以他的学历水平至今还停留在“高中”上。尽管他的教学成绩一直都在全乡中名列前茅，他现在也不知道他教出去的学生考上大学，有多少在外边安居乐业，反正挺多，我就是其中一个，就因为这一点他一直被人看重。他走在乡间总有许多扛着镢头的农民停下来恭恭敬敬地喊他“老师”，这尤其让他觉得受用。但学历还是把他排斥在外，他既有些气馁又有点不甘。据说在去年的转正当中，全乡转了 63 人，他就排在第 64 名。按规则，今年他排在了全乡所有剩下的 38 个民办教师的第一名，而且据说今年是全地市民办教师的最后一批转正 这个消息我在省教委得到了证实，而且今年之后全省的民办教师就将所剩无几，可能再不会有转正的机会了。所以父亲就很有一些沉不住气。我很想对他说听天由命吧，即使转了正也不过多那几百块钱，但他却不这么看，干了大半辈子教师了，不就为了这个名分吗？ 
    父亲对“名分”的看重很令我不以为然，他变得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很在乎别人怎么说，他总这样对我说“让别人说个好还不行吗”？对他这种很要面子的态度，我一度觉得他虚荣，甚至于嗤之以鼻。但父亲就这样一直信守着他的原则平平淡淡地活着，他在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丝毫锐气，他平静而充满善良地看待着他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他究竟在生活中影响了多少人，反正他极大限度地赢得了他身边几乎所有人的尊重和爱戴。所以当我真正地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审视他时，我就想，既然他的这种  “虚荣”能够让他活得更好，而且能够让他的存在使别人活得更好的话，那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德呢？ 
    现在我的父亲常常表现出一种对生活的满足来。我开始觉得他的心境变得更像一个老年人。他一定意识到了他在生活当中到底失去了什么。他越来越喜欢跟我谈谈他的经历，每当这时候，他的神情若有所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经常记起的一件事是他 1980 年的东北之行。那一年的腊月十八，放了寒假之后，他与别人一道出门到辽宁营口，准备从当地买一批牛回来以从中盈利。那几年我们那儿经常有人从事这营生。据说那年的冬天格外冷，在回家的路上，他与几十头牛挤在一个火车车皮当中，开始的两天还好，还有一些干草可以铺在地上躺一会儿，后来，干草被牛逐渐吃没了，他就只好裹着大衣躺在冰冷的车皮地上。赶回家时，已经过了腊月三十的晚饭时节。据说那次“赶牲口”父亲赚了一头小牛，后来那头小牛卖了 300 元钱，他与我母亲都非常高兴，那时候 300 元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一大笔钱。“那时生活很苦”，父亲总是说，“我跟你母亲都能吃苦，人总得奋斗才会觉得有奔头，我在学校教书一直都有一种优越感。” 
    父亲的“优越感”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只是现在因为转正，他的优越感正变得越来越敏感。这种敏感不仅从他身上，从我接触过的许许多多的民办教师身上，我都能够体会得出。在许许多多贫穷的地方，他们依然在默默地奉献，默默地与生存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