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普通的小院里，有三间北屋，两间西屋，父母及我们兄妹住北屋，西屋很破旧，平日只放些杂物。

    40 年代，国共军旅在县城呈拉锯战状态，你来我往，几出几进，西屋就成为兵家必住之所。耳闻目睹──母亲的眼睛就拍下了好多关于兵的照片，耳朵里装进了不少有关兵的故事，孰优孰劣，她自有定论了。

    记得经激烈巷战，解放军从国民党手中又夺回县城后，华东警官学校便在这里招生。那天晚上，哥说要报名，这对家庭而言，是一件大事，特别是面对几年来动荡不稳的战局，县城里有些人心有疑虑。父母商议了一番，最后拍板的总是母亲。她盘腿坐在床头，神情庄重的说：“有人说‘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捻钉'，我看不全对。当兵，要看当啥兵，当解放军这样的兵，好！”于是哥和村里 5 个青年毅然报了名，在济南集训后，便尾随解放上海的大部队，成了驻沪的第一批干部，分在上海公安局水上分局任职。 20 多天后，寄来了红红的军属证，母亲激动得端详着摩挲着它，满脸都是笑，眼睛里闪烁着莹莹的泪光。她喃喃的说：“好啊，孩子当上解放军的公安兵了，去信时告诉他，工作得努力，为人要清白。”

    1963 年秋，大妹妹说：“部队首长到学校选拔她和十几个同学去当兵，看父母同意不。”母亲不假思索地说：“去吧，这是好事。你也要记住我对你哥的嘱咐啊！”这样，家里就有了第二个当兵的，她被分在济南军区某医院。

    数年以后，两个妹妹又找了当兵的对象，当然这都和母亲的支持有关。那时左邻右舍的说：“嗬，赵大娘成了四个兵的妈妈了。”

    1977 年秋末，母亲被确诊为喉癌，而且是晚期。她不能再帮我妹妹照看孩子了。拗不过母亲的再三要求，他们从吉林把她送回家来。妹妹哭着对我们说：“母亲含辛茹苦大半辈子了，不幸得了这重病，对于病，她心中已有数。在她病情危急时，给俺发个电报吧……”他们回部队时，留下给母亲治病的钱和母亲来时戴的棉军帽，穿的军大衣。

    一开始，母亲精神尚好，只是饭量小，我们给她做点流食，蒸点水果吃。她对我们说：“我的病不要紧，来家是为了图个方便，也不影响他们的工作，你们也别为我的病耽误公家的事啊。”为了表明她的病不重，常在空余时间把我们叫到床前，讲些在部队看到和听到的新人新事，原来话不多的她似乎爱多说些什么了。几年来，她给我妹妹带孩子，从山东到东北转了三个军医院，耳濡目染，我们觉得母亲的举止言谈也带着些许现代军人的气息了。

    1978 年３月，母亲的病情加重了，她想再说些什么，但是我们只看到她的嘴角在用力地抽动，却听不到发出的声音。元奈，她用手指指在床里边放着的军大衣和棉军帽，再看看我们，像在问──“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抹一把泪，把嘴凑近她的耳朵：“妈，你是说，给哥妹发电报，让他们赶快回来？”她的头在枕头上艰难地左右摆了摆。

   “你是说，这军大衣、军帽让他们带回部队去？”

    她像使了很大的劲，微微点了点头……啊，母亲啊母亲，在你离开人间的最后一刻，牵挂的是当兵的儿女，难忘的是绿色的军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