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末的一天，妻子顶着大风骑车到我家访的村子找我，她的脸被凉风刮得通红通红，气喘吁吁地话都说不成块了：“今天－－上午，李安仁（公社教育干部）到学校找你，你不在。他告诉我，说让你参加一个学习班。”那时参加学习班的机会太多了，这一个那一个，哪年都有那么几个，值得这么紧张，这么大惊小怪吗？

妻子平静了一些，“可这次学习班非同寻常，是省教育局办的教育干部培训班，全省50多人，就分给淄博市两个名额，你看这文件和通知。”

原来，省里边根据革命需要培养一批年轻后备干部，称为“苗子干部”，年龄要求在30岁以内，有发展前途的党员参加。学习时间3个月，地点在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

第二天，我赶到山东师范学院报到。一进校门，感觉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切都很新鲜。这所校院很大，走十几分钟才能走到头，而且绿化得很漂亮，这里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大而且这么美的学校。我住在一个六层楼上，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住这么高的楼。进饭厅打饭，饭菜比任何一个我所去过的地方都丰盛。第二天的学习班开学，省里分管教育的领导，省教育局的主要领导参加并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领导，听这么大的领导讲话了－－一切都是一个上了几个层次，一个全新条件、全新环境的新地方。

学习开始了，每天学的都是当时文革中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的社论和文章，记笔记，开讨论会，天天如此。对于我这个爱动的人来说，十几天后，就有些坐不住了，就觉得这里的生活太乏味了。

只有在每日去食堂打饭的时候，我才泛起许多兴致。这里令我很有兴致的不仅仅是那丰盛可口的饭菜，还有……

那是在一次打饭买馒头时，卖馒头的女师傅瞟了我一眼，便在盛馒头的柳编的菠箩里用竹夹翻了翻上面的馒头，从下面找了两个更白更热的放到我的饭盒里。开始我并没在意，觉得她就应该把白一点的、热一点的先卖出去。这是常理。但每次遇到她上班，她都是这样给我挑，我就觉得有些蹊跷了。

我开始注意她的长相：她高高的个子，眼睛挺大，长得蛮精神。大约有二十五六岁，或许再大，或再小一两岁，我看不准，我是最难看准女同志的年龄了。

吃着热气腾腾的雪白的馒头，心里直琢磨她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我们素不相识，以前从来就没打过任何交道，再说从异性方面考虑的话，我长相太一般化，而且还有些丑，论气质的话更谈不上，刚从山沟里来到这，穿上几件新的衣服，脸上骨子里表露出来的那种表现，还够不上谈气质的条件。她究竟为什么这么做呢，尽管这是件小事。

时间长了，同学们也都看出她对我的这种特殊照顾了，在排队的时候都愿意跟在我的后边。在我前边的人递上饭票，不管是谁，她一律一个挨一个地拿馒头。但到我递上饭票的时候，她又像以往一样，翻动着馒头找更新的、更热的。遇到这箩里的馒头全是上几顿剩下的，表层都有些变硬、变黄，甚至裂口的时候，她就走到里屋，用竹夹夹出两个新蒸的、白白的馒头放到我的碗里。排在我后边的想沾光的同学，马上递上饭票，然而她还是依旧从眼前的馒头堆里一个挨一个地递到同学的手里。同学们想沾光又沾不上，心里发酸，又当面不好提。若为了这么点小事，争来争去，也太有失“后备干部”们的身份了。他们只有追问我：

“你和这个到底什么关系。”

“我们没任何关系，不认识她。”

“谁信呀，只有傻子才相信！不，傻子也不相信！”

我也不再解释什么了。只有天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开始注意她的上班、休班的时间了，只有星期四她不在，每周都是这样。我想星期四就是她的休班日了。

她上班卖饭时，基本固定在靠北边的第二个窗口，但有时也到别的窗口。我都是在进饭厅后先看一下她在哪个窗口，便在哪个窗口排队。有时见不到她的身影，我就随便在一个窗口的前排队。如果她从里屋出来，站到了某一个窗口前了，尽管已排了半天队，我也会抽出身来，再排到她所在的那个窗口前的长队里。

图什么呢？就是图她给我拿两个雪白的新馒头？不！至少不全是！究竟图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你是哪里人？”有一天中午，她在接过我的饭票在为我翻找馒头的时候，很随意问了一句。

“淄博的。”

我就是回答了这三个字。

她没再说什么，脸上也没表现任何表情。

我也没再说什么，端起饭碗离开了卖饭的窗口。

以后，我还是每天三顿都打饭，她还是每天三顿给我翻找雪白的新蒸的馒头。

两个多月过去了，我们的学习班快要结业了。有一天下午，我在去教室听课的路上，碰到了她。当时，长长的路上，就我们两个人。她穿了一件咖啡色的半大风衣，围了一条记不起什么颜色的围巾。换下单调的白色的工作服的她，显得更精神更年轻了。从那时的眼光来看，她还是有一点“气质”的，我断定她是一个在城市长的姑娘。

她走近了我。

我走近了她。

她点了点头，微微笑了笑。

我也点了点头，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她没说什么话。

我希望她再问我点什么；我想对她说几句话。怎么说没想出来，就没说。

她走过去了。没有回头。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走远了。

再往后，她依旧给我翻找馒头，但没再说一句话。

跟我同时参加广播系统学习班的老乡孙启征似乎认识她，打饭时跟她热情地打了个招呼。然而，她只是客气地对孙启征点了点头，顺手从馒头堆里给他夹了两个不知是哪顿饭剩下的表皮已发黄的馒头。

吃饭的时候，孙启征说：

“卖饭的小孙对你挺好的呀。”

我说：“是挺好的。”

我这才知道了她姓孙。孙启征又说了一遍她的名字，我没听清楚，也没好再问。

结业离校那天中午，我去食堂打最后一顿饭，但这一天，她没在。因为那一天正是星期四。

我想对她说一声谢谢，也没机会了，带着几分遗憾离开饭厅，离开了这所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大学。

回到家，妻子在整理我带回来的东西时，发现我的那个铝饭盒和一把钢勺没拿回来。我突然记起，在吃完最后的那顿午餐以后，我又像往常一样把餐具放进了餐厅边角上的那个小格橱里了。

是不经意还是鬼使神差？还是……

我不知道。

2002年元月16日11时30分至13时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