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回家时，听娘说翠姐和裕鸣过得很不好，他们结婚后，裕鸣就再也不出门干活了，整天在家瞎估捣，又搞不出名堂来。几年时间，他们就生了两男两女四个孩子。带孩子，干家务，下地种庄稼，全是翠姐一人干。她的婆婆管不了儿子，不几年就被活活气死了。她的公爹也是窝囊废，对儿子也不敢大声说句什么。只是看到翠姐实在太累了，在干完了自己的活后，再帮翠姐一把。幸亏裕鸣还有个哥哥，虽是个哑巴，但聪明又懂事，也常帮翠姐带孩子，干农活。这样，才减轻一下翠姐的负担。

裕鸣不但越来越懒，脾气也越来越大，好听的话不会说，骂人的话啥难听骂啥。翠姐一还口，他就动手打。一次在吃饭时，裕鸣嫌饭食不好，顺手端起一碗热粥就砸到翠姐的头上，翠姐的头被打破了，热粥还把她的脸烫了几个大泡。

这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翠姐就偷偷跑回娘家来，但她爹一头老脑筋，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你生是她家的人，死是她家的鬼。硬把翠姐撵了出去。有一夜，翠姐是在村中的戏台边过夜的。

记得我结婚后，回家探亲时曾在村边的小路上碰到过翠姐。她抱着最小的孩子正要去赶集弹棉花，准备给孩子做过冬的棉衣。几年不见，她老了许多。说起她的家庭，她就呜咽起来，说要不是为了孩子，早找个头死了算了。我劝了她几句，临别前，我掏出了口袋里仅有的几元钱和几斤粮票、油票塞到她手里。

又过了几年，翠姐终于出走了。孤零零的一个人走了。后来才知道，在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她一人要饭到了莱芜，有一家好心人收留了她。村中正好有位五十多岁的老头死了老婆，翠姐便回来办了离婚手续，又偷偷跑回去跟那男人结了婚。听说那男人几个儿女都在外干工人，还有一个是报社的记者。村中人说翠姐终于跳出火炕，掉进蜜罐子里了。

翠姐走后，裕鸣更不出门了，每天脸也不洗，衣服也不换。粮食是老爹给收到仓里，又磨好面再送到他屋里去的；他啥饭也不会做，只是每顿饭煮一锅稀糊糊；他懒得到井里挑水吃，用水了，就用绳子拴着烧水的铁壶放到井里打一壶回来，用一壶打一壶；铁壶掉到了井里，他就拴住做饭的锅续到井里打水。听说到后来，铁锅一个一个也都掉到井里去了。

他的几个孩子跟着他吃不上饭，后来跟着他爹和他的哑巴哥过了。有一天，大女儿小玲壮着胆子逃到邻村，借了亲戚家5毛钱，上了去莱芜的火车。下车后打听了好几天，终于打听到翠姐家。母女相见，抱头痛哭。以后，小玲再也不愿离开母亲了，母女俩住到了一起。至于其他孩子，听说两个儿子都分别偷偷去莱芜看了翠姐几次，但都是来看看，坐一会儿，说什么也不留下。现在，两个儿子在城里打工。据说翠姐最小的女儿前几年被人拐到了东北。

去年春节，我在翠姐的大哥带领下，在莱芜市郊区的一个村中见到了翠姐，快五十岁的人了，反倒比我十几年见到她时年轻了许多。她现在很幸福，女儿跟一个工人结了婚，住进了三室一厅的楼房，翠姐说她的老房不久也要拆，她也要搬到楼房去住了。

当她见到我手中的照相机时，叹了一口气说：“当年，还不是看着那男人会造照相机，会出息个人，才跟了他嘛。结果跟了他才知道，他那台照相机根本就不能照相，我们全家连照相馆的门也没进去过，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他就知道打，就知道闹，到后来就闹成了这个样子。星弟，要是家里有条活路，这里就是再好，也不会撇下儿女走这一步啊！”

今年元旦，回家探望父母，我在街上碰上裕鸣了。他腰弯得成了个老头了。他推着一个小车，车上放着一摞瓷盆和一摞瓷碗，要去赶集卖呢。路过我身边时，抬起头看了看我，傻傻地笑了笑，便又低下头，推起小车朝村外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