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扬：无冕学者孔凡礼（一）
　  
    引言
　　
　　职称之类的冠冕，如今似乎已成为一些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然而也有些真正的学者只是与学术共同着生命，而无暇去顾及那些身外之物。年近八旬的孔凡礼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学者。他著述等身却没有任何职称，他坐拥书城却仅有容膝之地，他绩近大师却迂得可歌可泣……
　　笔者是在上个世纪末，因一个偶然的机缘结识了孔凡礼先生。他的成就与处境都令笔者震惊，因写了篇小文抒发了上述感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情谊日笃，他不断有佳著赐予，笔者对他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每次捧读他的新作，所获得的远不止是治学方法的启迪，还有他的治学精神与人格魅力。于是，笔者情不自禁地放下手边的事，再次提笔写写这位孔凡礼先生，让更多的朋友从中汲取人生的智慧。
　　
　　一、以陆游研究作为治学的突破口
　　
　　１９５２年，因一偶然的机缘，孔凡礼从安徽太湖的一个乡村中学调到北京三中任教。这年他刚近而立之年。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对他理当有种种诱惑。但他所看重的，是北京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地位。他不求名、不求利，却又不满足于仅仅当好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他大学毕业后多年为生活而奔波，没有好好读书，如今生活安定了，家小又都在太湖乡间，他只身在北京，课余有的是精力与时间，当然想发奋读书，在学术上有所作为。
　　书海茫茫，路在何方？孔凡礼是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艰苦探索，方找到他自己最佳的治学之路的。
　　孔凡礼先是结合教学，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试着写散文。１９５３年８月，《北京日报》发表了他的散文处女作。但很快他发现自己不是弄文学创作的材料。
　　再就是结合语文课本来研究鲁迅。鲁迅的书出版一本他就买一本，没有新书他就到旧书店去淘。对鲁迅的全部著作至少通读了三遍，写了不少的眉批与笔记，并编有鲁迅研究论文索引和观点摘要。也曾就鲁迅著述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求教过有关专家学者。然而，他又发现鲁迅思想博大精深并且是个过于敏感的话题，不是他能力所及的。
　　接着是在１９５４年全国讨论《红楼梦》的热潮中，孔凡礼用脂砚斋抄本与程伟元乙本对照着看，以程乙本为底本，把不同的文字记录下来，写了许多眉批。他把《红楼梦》中谚语、歇后语摘出，共有四百多条。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也善于使用谚语，两相比较，不仅有趣，而且显示了《红楼梦》在这方面比世界名著《堂吉珂德》毫不逊色。于是以此为题写成一篇比较研究的文章。但这纯学术文章显然与当时那种将学术政治化的环境不协调，文章寄出很快被退回。孔凡礼也就立即抽身远离了这门显学。此外，他对《水浒传》《儒林外史》也下过一番苦功，终因不得手难有创见而忍痛罢休。
　　有人说“见异思迁”并非他缺乏恒心和信心，而是发现自我、扬长避短的探索过程；看似无效的劳动也非虚度年华，而是一部大型交响曲的序言；没有早出成果也许已预示了他的大器晚成。但在治学之门前几度苦闷徘徊的孔凡礼，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根据主客观情况，选准最佳突破口，他的治学宏愿将会变为一场梦幻。
　　痛苦的探索与冷峻的分析之后，迎来了１９５６年全国“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也再次点燃了孔凡礼学术研究的热情。偶尔从图书馆借得一部刚刚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友琴所编《白居易评述资料汇编》，阅读之余，如同进入禅宗“顿悟”的境界，他惊喜地发现：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尽管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大体有两派：要么以理论辞章取胜，要么以考据资料见长。前者要有理论修养，兼有一定的灵气；后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功底深厚才能左右逢源——这就是传统称为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而他自己只能紧步“乾嘉”后尘，从一点一滴的资料搜集工作做起来，然后再图冶炼升华。他自我打量以自己文言文的写读能力，仿陈友琴的方法做唐代以后大作家评述资料汇编是能胜任的。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藏书丰富，为读者敞开大门，只要肯下功夫、广泛阅读，这项工程就是切实可行的。尽管，在那一切都崇尚阶级分析的时代，这种研究非但不是时髦的方法，反倒是聪明人弃之不顾的畏途。而变畏途为通途，恰恰是智者的选择。于是孔凡礼先对唐宋两代作家做了一番估量，李白、杜甫、苏轼分量太大，不是短时间所能完成的；几经权衡，他机智地确定以被新的文学史官定为爱国诗人的陆游作为这项工程的突破口。用传统朴学方法来研究爱国诗人，在缝隙中求生存，在当时尚能获得社会的认可。
　　１９５７年３月，孔凡礼从北京东单的中国书店买回一部万有文库本《陆放翁集》，反复研读，从而摸索出“两全、两帐”的治学方法。
　　“两全”：就是全面研读陆游全部著作，全面搜集陆游生平的相关史料。陆游的全部著作是研究陆游的第一手资料，放在首要位置充分使用。以清人赵翼、钱大昕的《陆放翁年谱》为线索，以陆游同时代人的著作为重点，进而阅读他所能见到的南宋和元人的全部著作，佐以史书、金石、方志和类书，以求其全。
　　“两帐”：一是《陆游交旧录》，凡与陆游有交往的长辈（旧）、同辈或晚辈（交），每人立一个户头，见于陆游著作的注明所在的卷次、页码，散见其他书籍的分清主次，或全录或摘录。用同样的方法编《陆游家世叙录》作为附录。这样，实际上就编辑了一部详细的陆游交游索引。一是《陆游编年录》，将陆游著作与相关各书中的陆游生平的所有资料，按时间先后逐年录入；暂不能编年的，放在相应年份；连相应年份也不能确定的，另行汇集在一块，等待有新的发现时，再放进编年录中。这样，实际上写成了陆游年谱长编。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乾嘉朴学的学术规范总结有十条之多，尤其他所讲这种治学方法的精神效应更令人神往：“用此种研究方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孔凡礼深深得益于这种治学方法，但他的“两全、两帐”法，把乾嘉朴学更加简便化、民间化，亦更易于操作，堪称乾嘉学派的现代版。
　　孔凡礼的“两帐”纵横交错、巨细不漏，这样他就对陆游作品滚瓜烂熟、全盘了然于心，从而不仅有利于知人论世，更能在归纳整理中发现问题，确立攻坚对象，从而时有意外收获。如他先对明人毛晋所辑《放翁佚稿》有首诗产生怀疑，这首诗题为：“成材将还盱江幕，以诗四章为贶，次韵其二以识别。岁在改元孟夏二十有六日，书于卧龙方丈之西壁。”首先是邓成材这个人，陆游作品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其次是这诗的第一句“漂泊干戈到粤山”，粤山指广东，而陆游一生没有到过广东，由此判断这首诗显然不是陆游的。进而考察发现这首诗见于宋人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卷二十八，题为《次韵奉酬邓成材判官二首》。几乎是同时，他在读宋人邓肃《栟榈先生集》，惊讶地发现卷一《和邓成材五绝》，被毛晋误作陆游诗，辑入《放翁佚稿》，题为《寄邓志宏五首》。毛晋所辑《放翁佚稿》是毛氏汲古阁刑本《陆放翁集》的附录，自明末以来三百多年辗转相传，从来没有人对其中一些作品的著作权提出过异议。孔凡礼却以这些诗为起点，进一步考证发现《放翁佚稿》卷下都不是陆游的作品，写成《陆游佚著辑存》，澄清了三百年来的疑案。不过，这篇考证文章，到二十年后才收进中华书局版《陆游集》第五册附录。
　　再如陆游青年时代撰写的笔记《家世旧闻》（未刊稿），是研究陆游家世与宋史的珍贵资料，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明代《永乐大典》有引录，并为明代《文渊阁书目》所著录。清代毛扆（毛晋之子）、近代缪荃孙都想刻印，都没有如愿。再往后就少有人提及，学界认为它已失传。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６日孔凡礼按惯例到北京西单商场的旧书摊访书，偶尔看到天津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木斋）的《李木斋藏书目录》，其中就有《家世旧闻》。当时李的藏书已归北京大学。第二天，他手持北京第三中学的介绍信（国内通例看善本书要持单位介绍信）到北大图书馆，一打听，得知李木斋藏书现在北大南校门不远的“民主楼”。图书管理员热情地接待了这位稀客，不到十分钟，孔凡礼就见到了这部秘籍。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练习簿立即抄了起来。中午他到北大附近一家小饭店，花二角八分钱吃了半斤炒饼，边吃边看抄文，美不可言。全书近两万字，一天没有抄完，第二天接着抄，中餐还是吃炒饼，喝了两大碗开水，如饮醇醪——这几乎成了孔凡礼日后跑图书馆而创造的一道风景线。不久，他又在北京图书馆见到了《家世旧闻》的明代“穴砚斋抄本”，就做了仔细校勘。校勘时他小心谨慎到虔诚的高度，甚至可以说带有几分庄严，因为这样的精抄本实在太难得了。他一字一句地核对，惟恐有遗漏。隔一段时间又借出核对一次。隔一段时间就有新鲜感，很是有利于发现新问题。就这样，他一共核对了三次，做到准确无讹。他深感幸运，他是《家世旧闻》明穴砚斋抄本的发现者，甚至可以说是解放后唯一的读者。他的朋友齐治平专门从事陆游研究，有《陆游传论》行世。见到孔凡礼的抄本后，大为惊诧，立即要去看原书，但那时北京图书馆新馆正在建造，旧馆藏书已入箱待迁新馆，没有看成。不久，齐先生遭到车祸，含恨去世。淮阴师专教授于北山，撰有《陆游年谱》，功力很深，生前也没见到这本秘籍，年谱中不免留下了许多遗憾。孔凡礼既为自己的发现而惊喜，又感慨这部秘籍静静地躺在北京图书馆多少年竟无人问津，于是有诗寄怀：“玉椟藏珠八百年，放翁犹有未刊篇。汴京九叶传天下，五国凄凉叹必然。”为写这篇传记，笔者有幸见到了孔凡礼４５年前抄写的《家世旧闻》的复印件，在那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看到的远不只是他当年的艰辛，而是一份难以言表的岁月的沧桑。更令人感慨的是，这稀世之珍虽被发现，但要将它公之于世却极其不容易。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初，孔曾同出版社谈过，在那时理所当然没有结果；１９７６年２月，中华书局出版《陆游集》，他又提出这事，但因《陆游集》只收诗文而不收笔记，又不成。１９８８年，孔给中华书局古代史组张忱石写信，力荐此书，才有答案，并委托孔整理点校，直到１９９３年１２月才作为“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之一出版。从此才为世人、为学界所共有。
　　

　　孔凡礼做起学问来，非常专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他脑中时时刻刻想到学问，处处做有心人。他长期养成一个习惯，周末跑图书馆，课余逛旧书摊，总随身携带一个小本本，见到有用的东西立即记下。１９５８年某一天的课余，孔凡礼在北京西单商场旧书摊上看到一本字帖上有陆游的跋，他判断这跋不见于陆游文集，立即蹲在地上抄了下来。回去一查，果然是篇陆游佚文。西单旧书摊旧书很多，有的出自旧家所藏，但流动性很大，有的书转眼就被买走。他见的那本字帖，过两天再去就不见了，到各图书馆查找发现都未收藏，从此再也没见到过那本字帖。如果不是当时立即抄下来，这篇佚文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人们所发现。他为此庆幸，也为放翁庆幸。
　　关于陆游的卒年，学界久无定论。１９５７年夏季的一天，孔凡礼在课后漫步北京西四牌楼东大街，在地摊上发现陆游的学生苏泂的《泠然斋集》（《四库全书珍本别集》本）。这本书，孔虽曾北京图书馆翻阅过，但总因在馆看书时间有限，过于匆忙，未及细读。现既在地摊上见到，就立即买下，回家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直到第三遍读到卷六的《金陵杂兴二百首》，眼睛一亮，有首诗跳入眼帘：
　　三山掺别是前年，除夕还家翁已仙。
　　少小知怜今老矣，每因得句辄潸然。
　　三山是陆游在山阴的居地。苏泂从小师事陆游，陆游退休（致仕）还乡后，苏泂常常到三山去看望老师，老师“留我坐终日，诲我忘其疲”。这首诗不就是苏泂回忆、哀悼他的老师陆游吗？孔凡礼读着想着，不禁狂喜：联系陆游嘉定二年所写《自笑》原注“腊月五日，汤沐按摩几半月”，这首诗不就是陆游死于宋宁宗嘉定二年腊月五日之后除夕之前的最有力证据吗？可惜以往的陆游研究者从未注意到。于是孔氏以苏诗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史料，写了《陆放翁的卒年》的短文，寄《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很快于１９５８年２月９日发表出来。这是孔氏学术研究的处女作。没有想到它能一锤定音，从此陆游卒于嘉定二年说被学界奉为定论。
　　
　　二、得钱钟书鼓励和与中华书局结缘
　　
　　因对陆游的卓越研究，孔凡礼不仅得到了学界泰斗钱钟书的热情鼓励，更因此与中华书局结缘。
　　孔凡礼对钱钟书并不生疏，早在１９５３年就读过钱的《谈艺录》，深深叹服他的渊博知识，油然而生敬慕之意。１９５７年８月间，在邮亭见新出版的《文学研究》（１９５７／１）上载有钱钟书的《宋代诗文短论》（十篇），其中有一篇论陆游，他立即买了一本。《宋人诗人短篇》熔古今中外知识于一炉，从容不迫，娓娓道来。每一篇都是优美的散文，既能给人以学术启迪，又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捧读着钱钟书的美文，孔凡礼念动就陆游研究向钱钟书求教。８月下旬，孔凡礼试探性给钱先生写了封信，信中提了“陆游《剑南诗稿》卷一第一首诗《别曾学士》究竟作于何时”等三个问题，向钱先生求教。对每个问题，孔凡礼都根据已知文献，提出自己研究的初步结论和疑问，然后请钱先生定夺。
　　行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提问者就不是平庸之辈，而是一个对陆游颇有研究的学人。钱先生果然迅速给名不经传但已现研究潜力的孔凡礼回信了。１９５７年９月１日，孔凡礼收到钱先生长达千言的复信，大喜过望。钱先生在信中肯定了他对陆游《送仲高兄宫学秩满赴行在》一诗写作时间的推断，同时精辟地从《别曾学士》一诗的遣词用语论证这首诗作于绍兴二十五年，即陆游三十一岁时。在说明《剑南诗稿》以《别曾学士》为开卷的道理时，钱先生由此及彼，举出黄庭坚《山谷内集》、陈师道《后山诗集》的开卷诗为例，做出了有普遍意义的提示，把这个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钱先生还着重指出，考察作家某段时间的思想倾向，对论证作品写作时间是有重要意义。而这恰恰是孔凡礼曾经所忽视或暂时功力不逮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钱先生的复信，没有名家姿势，也没有长者威严，而是以朋友的口吻字斟句酌地与孔凡礼做平等学术对话。一个著名长辈学者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去掉鄙吝之心，而以宽广的胸怀去真诚地关怀晚辈学人，孔凡礼从这里获得的不仅仅是治学的启迪，而是如何做人的楷范。几十年来，孔凡礼一直珍藏着这封信，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读一遍，重新享受一次和煦的春风吹拂，从中获得新的教益。
　　对于如此这般重要的一封书信，我不得不当一回文抄公，把它抄录在这里，供读者品赏。
　　凡礼先生教席：
　　惠书奉到已将一周，弟自上月初有突击任务，外调工作，所内研究暂许推延，遂未能即复，歉甚！先生年龄既少，钻研复力，故所垂问，皆有根有底，叹佩之至。兹拨冗奉陈鄙见，聊供裁择，初未敢自信也。
　　《送仲高》诗，弟向亦疑其事后补作或则有意将早作收入（南宋人著作中，记仲高事最详者，为《爱日斋丛钞》卷四，亦引此诗，并云“仲高既废，自言客临安”，则是迁谪之后，又放为民归浙也。不识先生曾见此书否，聊资补益），今见先生所言，窃喜合辙。弟尝强为之说曰：以《别曾学士》开卷者，如《山谷内集》之以上东坡诗开卷，《后山诗集》之以哀子固诗开卷，宋人常有，所有明学问之渊源也。次之以《送仲高》诗者，不惜稍变其编年之例，所以明出处之大节也（“道义无古今，功名有是非”）；二者皆示安身立命之所在也。至《别曾学士》诗，弟仍窃以为三十一岁时所作；诗语有云：“忽闻高轩过”，是曾至陆之所在地（绍兴），即任浙东提刑也；下文又云：“袖书拜辕下”——不曰“倒屣迎”（倒衣迎）或“迎尘拜”，可见非“过”陆之家（所谓“不闻往教”），乃过陆之乡——是陆至曾之官衙叩谒（所谓“礼闻来学”），非在曾祠禄闲散之时，明矣。盖“辕下”在古诗文中常指官署，否则，以放翁之句斟字酌，大可不必用此易招误会之语而曰“拜车下”、“拜门下”、“拜座下”耳。钱竹汀想亦看惯此种用法，故断之为三十一岁所作。
　　尊论《学苑陵先生体》语，弟意亦小异。曾、陆之师弟关系，乃拜门非共学，与书斋中朝夕相处者恐不同，亦未便时常出入衙门，未必琐屑备谈，即曰谈过，亦何妨复见之笔墨；且诗语不云乎：“中间勉以仕”。若如先生所言，作于曾提刑浙东以前，则此时曾方以恶秦桧而投闲不仕，陆方以恶秦桧而劝其兄仲高不仕（“功名有是非”），乃作此“勉”，不亦“己所不欲，而施于人乎”？不亦相知不深，相视太卑乎？故弟以为此诗非三十以前所作，不特以其编次在《和陈鲁山》诗之后也。
　　“丹阳先生”不知何人，极愧寡陋。蔡、葛二人皆有《丹阳集》，想以此揣测，窃恐其皆非也。陈氏不知何本，以理断之，放翁称师为“丹阳先生”，则“先生”二字乃傍人之尊称，或非本人之别号耳。
　　匆匆即颂
　　秋安
　　钱钟书上卅一日
　　当代学术泰斗钱钟书的关怀与点拨，对刚刚迈进治学之门的孔凡礼无疑是极大的鼓励，他加速了对陆游研究的进度。终于１９５９年上半年编成《陆放翁评述资料汇编》，并陆续写出《陆游著述辨伪》《陆游交游录》《陆游家世叙录》等系列考证文章。
　　是１９５６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友琴《白居易评述资料汇编》一书，直接诱发孔凡礼试图编一部《陆游评述资料汇编》的。１９５９年８月３日上午，孔凡礼携带着《陆游评述资料汇编》书稿，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拜访陈友琴，试图了解科学出版社的情况。陈友琴热情接待了孔凡礼，并告诉他这类书稿现在宜交中华书局出版，当即给中华书局编辑俞筱尧写了封信介绍引见。当天下午两点多钟，孔凡礼带着书稿跨进中国最高档次出版社之一的中华书局门槛，孔凡礼着实有些局促不安。接待他的俞筱尧编辑，大约看到了他的窘态，便立即请他坐下来，并亲切地问他在哪里工作？听说他在一所中学里教书，俞编辑郑重地接过了稿子，一边翻阅一边说中学里有人才。孔凡礼从中听出了鼓励与信任，也就自在多了。俞编辑给他开了收据留下了书稿，临别时希望他以后一年为中华书局编一本书。他如释重负地走出了中华书局，放眼望去，感到脚底下的路更宽广、头顶上的天更晴朗。
　　

　　有的日子，对一个人的一生，具有特殊意义。与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３日一样，１９５９年８月３日也是孔凡礼生命中不可多得的节日，他从此与中华书局结缘；而与中华书局结缘实则影响乃至决定了孔凡礼未来数十年的生活道路。
　　这一年的１２月中旬，孔凡礼在北京三中宿舍——一间矮小潮湿的屋子里迎来了中华书局的编辑赵诚。赵诚带来了喜讯，中华书局决定采用孔凡礼的《陆游评述资料汇编》。并说，在孔送稿后不久，北京第六中学的历史教师齐治平（后任北京师院历史系教授）也送去了同样内容的书稿，中华书局有意把两部书稿合在一起出版（以孔为主齐为副），现来征求孔的意见。他立即爽快地答应了。
　　以陆游研究为媒介，孔凡礼与中华书局文学组上上下下的编辑几乎都熟悉了。精瘦而忙碌的组长徐调孚，平易近人而又十分健谈的副组长赵元珠，“宋代通”王仲闻，唐代文史专家傅璇琮，古小说专家程毅中、沈玉成等，都亲切地称他孔老师，并不断从资料或观点上与他商谈或给予指点。从赵元珠那里，孔凡礼知道，文学组的臧华云、罗锡厚等编辑，对他书稿中引用的资料，根据书目一条一条地进行核对。这是孔凡礼的第一本书稿，当时他并不知道多少撰稿规范，书稿的纸张大小不一，字体繁简不一，书写有格无格不一，相当凌乱。按道理，可退回由他重新整理誊写规范。但文学组的编辑体谅他在中学任教时间紧张，就把困难留给了自己。他还知道，在核对过程中，有的用书比较冷僻，不好找。赵元珠就叫孔凡礼根据回忆提供线索，说明某书藏于某图书馆，以便他们去查找。这种负责精神令孔凡礼感动不已。以至有次徐调孚组长问他要不要看书的清样，他已完全信任文学组的编辑同志，因而回答不用看。
　　中华书局决定将《陆游评述资料汇编》，纳入“古典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出版，改名为《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出版之前，中华书局又派赵庚编辑与孔凡礼联系，请他就所辑陆游资料写篇总体介绍的文章。尽管他搜集陆游资料，研究陆游，着实下了番苦功，但从未做过长篇综述文字的训练，只得尽力而为写了一篇交出版社。
　　不久，赵庚送来一篇署名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前言》。这才知道，他写的那篇文字是为《前言》做准备的。他看了《前言》不禁拍案叫好，不仅给他解了围，更在于《前言》由陆游的诗兼及词、文与史学，全面综述了陆游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并批评了历史上有人以“书生习气、好为大言”之类言论对陆游爱国情操的曲解。这篇《前言》不仅对全书起了统率作用，而且表现作者统观全局和驾驭材料的高超能力。孔凡礼后来才听说，它出自傅璇琮之手，而深表钦佩。这篇《前言》经得住时间的考验，４０年后为纪念中华书局９０华诞而写回忆文字时，孔凡礼重温这篇《前言》，仍赞叹不已。
　　与中华书局结缘，直接影响着孔凡礼的人生态度与治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