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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重整残局 浙江为尔集资案收尾
(2009-10-13 22: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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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政府重整残局 浙江为尔集资案收尾
www.cnfol.com 2009年07月23日 08:25 时代周报
时代周报记者 陶喜年
浙江频发非法集资的背后，透露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据官方数据显示，浙江省超过七成的中小企业感到“流动资金紧张”或“融资困难”。在银行贷款无门的情况下，相当多的中小企业只能依赖民间“非法集资”来维系经营，其脆弱性可想而知。
在经历几个月的苦苦煎熬之后，借贷涉及永康每个乡镇的浙江为尔工贸有限公司的600多位债权人，终于等到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参见本报5月14日《牵涉亿元民间借贷 浙江为尔破产清算》)
7月17日上午9时，永康广电大楼戒备森严，数百警力被安置在各处维持秩序。永康各乡镇、街道的相关负责人，也在会场四周待命。
会上，永康市政府向到场的债权人通报了浙江为尔的整体欠债情况，并向每个债权人发了一份厚厚的债权人名单。
名单信息显示，浙江为尔共收受4.25亿元民间借贷，涉及634户债权人，其中绝大多数为个人。虽然永康有关方面尚未就此案涉嫌“非法集资”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敏感内容作出定性，但有关浙江为尔如何从一片风光陷入破产重整境地的脉络，已然渐次清晰。
脱胎于供销社的为尔
7月17日，永康市政府部门向债权人提供的名单显示，浙江为尔634户债权人中，大部分为个人(其中部分为职业高利贷者)，也有少部分企事业单位。最大的债权人借款8000多万元，最少的一个个人只借了1万元。债权人中，借款20万元以下的个人，占了绝大多数。
在“五金之乡”永康，浙江为尔工贸有限公司是个颇有影响的企业。该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初始注册资金1390万元，由永康市供销总社和供销社56位职工出资，其中供销社出资330万元。2001年，公司注册资本增至2620万元，其中供销社出资1260万元，为最大股东。
2002年，浙江为尔改制，永康市供销总社持有的集体股全部转让给个人，公司股东变更为50个自然人，公司注册资本也增加到3000万元。名义上，浙江为尔从此与供销社脱离了隶属关系，但在不少永康人看来，为尔依然是供销社下属的公司。
记者调查发现，浙江为尔成立至今，一直在永康供销总社所属的供销大厦办公，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一直由原供销社主任黄洵丰担任。黄洵丰出生于1947年，在永康市供销总社担任主任长达18年之久，直到浙江为尔成立多年后方才退休。
工商资料显示，黄洵丰在浙江为尔占有8.4%股份，为公司最大股东。其余大部分股东的持股数，基本以在供销总社的职务高低排列。如当时供销社两位副主任陈祖礼和胡有兴，分别持有5.33%和4.63%的股份。大部分股东则出资30万元，占有1%的股份。
浙江为尔有9位董事，除黄洵丰为供销社主任外，其余董事都与供销社有密切关系。这些董事中，有时任供销社副主任、办公室主任、业务科长、财会科长、人事科长、供销社下属企业华联商厦董事长等，连公司监事，都由人事科副科长等人士担任。
此外，永康市供销总社每年向浙江为尔收取几万元的行政管理费用和合作资金，这更坚定了许多人认为浙江为尔是供销社的下属企业的看法。
不过浙江为尔债务危机爆发后，供销社急于撇清其跟为尔的关系。为尔破产清算组组长、2007年走马上任的永康市供销总社主任颜锋表示，浙江为尔和永康供销总社没有任何股份和隶属关系。
“2003年之前，永康市供销总社曾借款8000万元给浙江为尔，后来又陆续借给为尔公司近8000万元。为了监督资金流向，永康市供销总社就派出3名员工到浙江为尔，而收取的几万元管理费，实际是给这3人发工资。” 颜锋说。
不过，有不少债权人对此说法表示质疑。
陷入借贷泥潭
浙江为尔不久即在浙江永康、武义、杭州、建德等地投资了多家企业，并将触角伸到北京及江西赣州等地。
据悉，浙江为尔经营领域涉及传统零售商业、房地产开发、五金产品制造、休闲产品制造、进出口贸易、期货经纪、专业市场经营等七大行业，拥有建德市华东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赣州市为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永康市为尔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武义为尔工贸有限公司等4家全资或控股、参股的子公司。2002年，公司营业额为33.9亿元，年底资产额为6.1亿余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之后，浙江为尔破产清算组发现，浙江为尔目前账户上只有2000元货币资金，公司净值只有3万元左右，固定资产只有一辆破车、一台电脑和几张桌椅，连清算组组长颜锋都惊叹“固定资产少得惊人”。
事后看来，浙江为尔的许多投资，颇为蹊跷。比如2002年8月，浙江为尔出资3500万元，与北京华通视讯数字电视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北京华通为尔广视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金9000万元，北京华通视讯以“非专利技术”作价5500万元入股，法人代表由北京华通视讯的许家奇担任。事实上，北京华通视讯成立于2002年4月，仅比华通为尔成立早4个月，公司注册资金只有200万元。
清算组组长颜锋亦坦陈：华通为尔这几年根本没开发过，浙江为尔系“投资失误”。
2000年，浙江为尔还曾与人合作，在杭州成立了一家名为“鸿博”的投资公司，参与证券投资。因为尔公司的账目十分混乱，至今无人知道，为尔在证券市场出现了多大亏空。
据浙江为尔内部人士介绍，为尔成立伊始，就因扩张迅速存在一些企业间拆借行为。2002年进入杭州建德开发五星级酒店和大型住宅区后，借贷开始更加普遍。
2002年，浙江为尔出资8000万元，成立建德市华东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城投”)。2005年10月，华东城投开发的28层酒店顺利封顶。其后，因为牵涉合同纠纷，华东城投与建德方面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并最终演变为公开矛盾。新安江国际大酒店就此沦为“烂尾楼”。
2006年7月17日，杭州市国土资源部门公开曝光由建德市国土部门查处的8宗典型土地违法案件，华东城投赫然在列。
建德市国土部门认为，华东城投公司未经批准，擅自非法占地54730平方米，用于建拆迁安置房。建德市国土资源局认定华东城投公司行为已构成非法占地，责令其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并处罚款人民币1094600元，同时给予公司董事长黄洵丰党内警告处分。
“浙江为尔涉足建德项目后，黄洵丰几乎把全部赌注都押在了那里，却不想最终是这样一个结局。”一位知情人士介绍。
颜锋也告诉记者，华东城投在银行没有一分钱贷款，言外之意即是：其在建德的数亿元投资，都来自民间借贷。
“华东城投与建德方面交恶后，公司资金越发吃紧。为了还清前期借贷的高额利息，浙江为尔开始大举借贷，挖东墙补西墙，最终越陷越深，难于自拔。”上述知情人士说。
政府出面重组为尔
“为尔借钱几乎来者不拒，不管是为尔公司股东的亲戚还是他们的邻居，也不管是拆迁户还是下岗职工，即使只有几千元，为尔全都笑纳，其社会危害性，甚至比吴英和张世强还要大。”一位债权人说。
吴英和张世强都以“非法集资”闻名，前者为东阳富姐，后者为浦江老板，而东阳、浦江和浙江为尔所在的永康都属浙江金华，彼此相距颇近。
许多债权人原以为这次债权人会议能领回部分款项，但最后失望而归。眼下，他们最想知道的，是何时能拿回投资，能拿回多少投资。
与债权人急于追回投资的迫切心情有所不同，永康市政府的所为，似乎更显理性。危机爆发后，永康方面并未考虑将为尔的资产予以拍卖，而是将浙江为尔重组的重心，放在了建德房产项目的盘活上。
“资产怎么处置，我们会征求广大债权人的意见。把资产拍卖很简单，但我们都知道，卖不了几个钱。我们希望能通过重组，把蛋糕变大。”颜锋说。
浙江为尔危机爆发后，永康市市长卢跃东、副市长俞福才等领导，都先后到浙江建德，与建德方面商讨五星级酒店“烂尾楼”后续开发等问题。永康方面还同浙江省高院沟通，将浙江为尔建德等地资产的管辖权，全部集中到金华市中院。
“重整是一个机会，资产重整成功，好比是把蛋糕做大，集资户当然能追回更多的损失。”颜锋说。
但不少债权人对重整所抱信心不大。“许多人都希望自己的钱快点拿回来，如果要重整，可能还要拖个两三年，这时间太长了，其间可能存在变数，过程也不太可靠。我们宁肯少拿点钱，也不愿拖到两三年后。”
效率与效益之问，已成为考验永康各方的焦点。
浙江频发非法集资的背后，透露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据官方数据显示，浙江省超过七成的中小企业感到“流动资金紧张”或“融资困难”。在银行贷款无门的情况下，相当多的中小企业只能依赖民间“非法集资”来维系经营，其脆弱性可想而知。
在经历几个月的苦苦煎熬之后，借贷涉及永康每个乡镇的浙江为尔工贸有限公司的600多位债权人，终于等到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参见本报5月14日《牵涉亿元民间借贷 浙江为尔破产清算》)
7月17日上午9时，永康广电大楼戒备森严，数百警力被安置在各处维持秩序。永康各乡镇、街道的相关负责人，也在会场四周待命。
会上，永康市政府向到场的债权人通报了浙江为尔的整体欠债情况，并向每个债权人发了一份厚厚的债权人名单。
名单信息显示，浙江为尔共收受4.25亿元民间借贷，涉及634户债权人，其中绝大多数为个人。虽然永康有关方面尚未就此案涉嫌“非法集资”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敏感内容作出定性，但有关浙江为尔如何从一片风光陷入破产重整境地的脉络，已然渐次清晰。
脱胎于供销社的为尔
7月17日，永康市政府部门向债权人提供的名单显示，浙江为尔634户债权人中，大部分为个人(其中部分为职业高利贷者)，也有少部分企事业单位。最大的债权人借款8000多万元，最少的一个个人只借了1万元。债权人中，借款20万元以下的个人，占了绝大多数。
在“五金之乡”永康，浙江为尔工贸有限公司是个颇有影响的企业。该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初始注册资金1390万元，由永康市供销总社和供销社56位职工出资，其中供销社出资330万元。2001年，公司注册资本增至2620万元，其中供销社出资1260万元，为最大股东。
2002年，浙江为尔改制，永康市供销总社持有的集体股全部转让给个人，公司股东变更为50个自然人，公司注册资本也增加到3000万元。名义上，浙江为尔从此与供销社脱离了隶属关系，但在不少永康人看来，为尔依然是供销社下属的公司。
记者调查发现，浙江为尔成立至今，一直在永康供销总社所属的供销大厦办公，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一直由原供销社主任黄洵丰担任。黄洵丰出生于1947年，在永康市供销总社担任主任长达18年之久，直到浙江为尔成立多年后方才退休。
工商资料显示，黄洵丰在浙江为尔占有8.4%股份，为公司最大股东。其余大部分股东的持股数，基本以在供销总社的职务高低排列。如当时供销社两位副主任陈祖礼和胡有兴，分别持有5.33%和4.63%的股份。大部分股东则出资30万元，占有1%的股份。
浙江为尔有9位董事，除黄洵丰为供销社主任外，其余董事都与供销社有密切关系。这些董事中，有时任供销社副主任、办公室主任、业务科长、财会科长、人事科长、供销社下属企业华联商厦董事长等，连公司监事，都由人事科副科长等人士担任。
此外，永康市供销总社每年向浙江为尔收取几万元的行政管理费用和合作资金，这更坚定了许多人认为浙江为尔是供销社的下属企业的看法。
不过浙江为尔债务危机爆发后，供销社急于撇清其跟为尔的关系。为尔破产清算组组长、2007年走马上任的永康市供销总社主任颜锋表示，浙江为尔和永康供销总社没有任何股份和隶属关系。
“2003年之前，永康市供销总社曾借款8000万元给浙江为尔，后来又陆续借给为尔公司近8000万元。为了监督资金流向，永康市供销总社就派出3名员工到浙江为尔，而收取的几万元管理费，实际是给这3人发工资。” 颜锋说。
不过，有不少债权人对此说法表示质疑。
陷入借贷泥潭
浙江为尔不久即在浙江永康、武义、杭州、建德等地投资了多家企业，并将触角伸到北京及江西赣州等地。
据悉，浙江为尔经营领域涉及传统零售商业、房地产开发、五金产品制造、休闲产品制造、进出口贸易、期货经纪、专业市场经营等七大行业，拥有建德市华东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赣州市为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永康市为尔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武义为尔工贸有限公司等4家全资或控股、参股的子公司。2002年，公司营业额为33.9亿元，年底资产额为6.1亿余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之后，浙江为尔破产清算组发现，浙江为尔目前账户上只有2000元货币资金，公司净值只有3万元左右，固定资产只有一辆破车、一台电脑和几张桌椅，连清算组组长颜锋都惊叹“固定资产少得惊人”。
事后看来，浙江为尔的许多投资，颇为蹊跷。比如2002年8月，浙江为尔出资3500万元，与北京华通视讯数字电视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北京华通为尔广视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金9000万元，北京华通视讯以“非专利技术”作价5500万元入股，法人代表由北京华通视讯的许家奇担任。事实上，北京华通视讯成立于2002年4月，仅比华通为尔成立早4个月，公司注册资金只有200万元。
清算组组长颜锋亦坦陈：华通为尔这几年根本没开发过，浙江为尔系“投资失误”。
2000年，浙江为尔还曾与人合作，在杭州成立了一家名为“鸿博”的投资公司，参与证券投资。因为尔公司的账目十分混乱，至今无人知道，为尔在证券市场出现了多大亏空。
据浙江为尔内部人士介绍，为尔成立伊始，就因扩张迅速存在一些企业间拆借行为。2002年进入杭州建德开发五星级酒店和大型住宅区后，借贷开始更加普遍。
2002年，浙江为尔出资8000万元，成立建德市华东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城投”)。2005年10月，华东城投开发的28层酒店顺利封顶。其后，因为牵涉合同纠纷，华东城投与建德方面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并最终演变为公开矛盾。新安江国际大酒店就此沦为“烂尾楼”。
2006年7月17日，杭州市国土资源部门公开曝光由建德市国土部门查处的8宗典型土地违法案件，华东城投赫然在列。
建德市国土部门认为，华东城投公司未经批准，擅自非法占地54730平方米，用于建拆迁安置房。建德市国土资源局认定华东城投公司行为已构成非法占地，责令其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并处罚款人民币1094600元，同时给予公司董事长黄洵丰党内警告处分。
“浙江为尔涉足建德项目后，黄洵丰几乎把全部赌注都押在了那里，却不想最终是这样一个结局。”一位知情人士介绍。
颜锋也告诉记者，华东城投在银行没有一分钱贷款，言外之意即是：其在建德的数亿元投资，都来自民间借贷。
“华东城投与建德方面交恶后，公司资金越发吃紧。为了还清前期借贷的高额利息，浙江为尔开始大举借贷，挖东墙补西墙，最终越陷越深，难于自拔。”上述知情人士说。
政府出面重组为尔
“为尔借钱几乎来者不拒，不管是为尔公司股东的亲戚还是他们的邻居，也不管是拆迁户还是下岗职工，即使只有几千元，为尔全都笑纳，其社会危害性，甚至比吴英和张世强还要大。”一位债权人说。
吴英和张世强都以“非法集资”闻名，前者为东阳富姐，后者为浦江老板，而东阳、浦江和浙江为尔所在的永康都属浙江金华，彼此相距颇近。
许多债权人原以为这次债权人会议能领回部分款项，但最后失望而归。眼下，他们最想知道的，是何时能拿回投资，能拿回多少投资。
与债权人急于追回投资的迫切心情有所不同，永康市政府的所为，似乎更显理性。危机爆发后，永康方面并未考虑将为尔的资产予以拍卖，而是将浙江为尔重组的重心，放在了建德房产项目的盘活上。
“资产怎么处置，我们会征求广大债权人的意见。把资产拍卖很简单，但我们都知道，卖不了几个钱。我们希望能通过重组，把蛋糕变大。”颜锋说。
浙江为尔危机爆发后，永康市市长卢跃东、副市长俞福才等领导，都先后到浙江建德，与建德方面商讨五星级酒店“烂尾楼”后续开发等问题。永康方面还同浙江省高院沟通，将浙江为尔建德等地资产的管辖权，全部集中到金华市中院。
“重整是一个机会，资产重整成功，好比是把蛋糕做大，集资户当然能追回更多的损失。”颜锋说。
但不少债权人对重整所抱信心不大。“许多人都希望自己的钱快点拿回来，如果要重整，可能还要拖个两三年，这时间太长了，其间可能存在变数，过程也不太可靠。我们宁肯少拿点钱，也不愿拖到两三年后。”
效率与效益之问，已成为考验永康各方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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