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每一个作家，一生中都有一个作品或者愿望，是用来书写自己家族的故事。像阿摩斯·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而这种书写，又蕴含了一个隐秘的诉求，就是经由了解上一辈或上上一辈，继而更了解自己。

    读到严歌苓《陆犯焉识》，我意识到她也开始了这样的写作。一个和近百年中国历史重合的“祖父”形象，带出的是一代杰出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与精神变奏。他们惊人的才华与孤高的性情，那种近乎精神洁癖的特质，仿佛注定要在历史粗砺的砂纸上磨过，在生活的碾压机上滚过。但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显得无比动人。是因为他们对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家庭，仍然有一份爱与责任。在历史的特殊年代，这种爱与责任甚至可以是这样的体现：身在跟家几千公里之遥——一个叫青海劳改农场的所在，他们告诫自己，不能私自逃跑，不能企图自杀，不能对抗组织，不能挑起事端。因为这会给家人带来实际生活的困扰。出于同样的爱与责任，他们可以签下一纸离婚书，只是不想让所爱的人生活前途蒙上阴影。与家人心碎的别离，可以持续十年、二十年之久，这样的境遇固然让人心碎，但他们却因这漫长的时空之隔，很深地认识了自己，除了对自由的渴望，还有那份沉甸甸的担当。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当代文学，可以算做苦难叙事之一种，但即使有同类题材作品在前，我还是更愿意进入严歌苓的小说世界。不是她的笔多么能让男人女人摇曳生姿，让苦难也摇曳生姿，而是这摇曳生姿的背后，并不流于轻佻。

    一边是青海荒漠地带的劳动改造，行行色色的劳改犯、行行色色的劳改干部，一边是上海里弄蒙受政治阴影的家庭的苦苦支撑与企盼。严歌苓的小说当然不乏戏剧性的命运起落，但是在这部作品中，最深的感触却是人精神世界的复杂。这复杂必须经由精准的表述才能抵达，而这恰好是严歌苓特有的禀赋。她笔下的语词婉转多义，不仅赋予人物不一样的气息，而且可以像原子核裂变，乍开不是一种的效应。于是，作为读者，阅读的感受会因之变得复杂：那本该悲戚的地方，却有了不经意的笑；本该觉得离奇荒诞，你却涌出眼泪。嫌恶之人做嫌恶事，唤起人的，是对他的怜悯；一句恶毒的骂人话，后面似乎有深刻的爱意…… 

   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刚获得中国小说年会2011年度最佳小说，在我看来，这比由她参与改编的《金陵十三钗》热映更值得庆贺，张艺谋的影像表现力已达至极，但就是掩不住某种“炫”与招惹，这也许是商业片的应有之义，但是用在这个题材上，却很容易让人看出某种作意。当然，这是做编剧的人左右不了的，所以电影《金陵十三钗》不等于严歌苓。而《陆犯焉识》可以和这个作家划个等号。

     小说中那个叫陆焉识的“祖父”，说来名字真叫个怪异。在劳改农场，他还有个外号叫老几。不过读完了就不会犯糊涂，因为这名字里面自有深意。历史的苍茫沉浮中，焉得识我是何人？这不仅是自我生命的叩问，同时也是我们后来人，对历史处境中人的重新审视。 

                       严歌苓：祖父在我身上，一次次复活

一、             祖父、父亲与我：

“那种精神共有的不适，来自那种不能被恶心的气质”

对祖父历史的追寻，缘于一种对神秘的好奇。严歌苓说：从小我就听家里人不断谈起他。我祖母，也包括太祖母——就是小说里这个冯仪芳，我祖父的继母，都在谈他。尤其是我姑姑，我从八十年代去美国后，还能听到她讲到我祖父。说他是怎样一个杰出的人。一个很神的人。神童、记忆力超人、会很多国语言，是我们家族一个骄傲。

但这样的一个祖父，却在1937年，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样一种自我了断，也让严氏家族在那一年承受了国难加家难的双重痛苦。

之后，祖父就活在家里人的谈论当中，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东西，提醒着他曾经的存在。而严歌苓觉得，自己为什么还想强烈了解他，是因为从她父亲萧马身上，能看到祖父作为精英人物，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

“就是那种要求绝对不能被恶心的精神气质。有一点点让他感觉勾结了、恶心了就不能忍受。我爸爸就是这样。表面上看非常随和，但是一旦觉得精神上有某种同流合污，人后就对自己批判得很严厉。这样一种矛盾、冲突的人格，你一下子就能感觉他是悲剧。”小说中的祖父陆焉识，学成归国后被他的恩娘评价为“无用场”， 这个词让现在的严歌苓解释，就是身上少了股脏了叭唧的劲儿，无法拿来应对现实生活。陆焉识就是这样，虽然一身技艺，语言天赋惊人，但从国外回到四十年代的上海，却并不融于上海滩那林林总总的学术圈、文艺圈，一身本事无处施展，还因为他天然地不会看人脸色。

多年前，严歌苓嫁美国外交官，好友陈冲见了她那个丈夫，用上海话说了一句：“样样好，就是无用场。”好像点中了严歌苓家中某种隐秘的遗传。严歌苓后来也发现，从祖父到父亲，再看到自己，身上都有一种不适，是三代人骨子里共有的。而自己多年的努力，仿佛也就是在减少这种不适：““我学英文，猛写小说与剧本，就是努力在回避做不高贵的事情。我总是在想，如果需要我巴结或者低头俯首，才可以在中国文学界有一席之地，那我宁可拿英文写作。如果一定要在影视界同流合污，那我还有小说。无论怎样，我都想保持独立的状态，那种谁也别想讹着我的姿态。这也就是我一方面回中国，又很快抽身出来，在国外乐做边缘人的原因。”

“人到了一定岁数，对自己也想解密。写我祖父的过程中，还有跟我爸爸、姑姑谈他的过程，对自我也是一个发现。我一次次感到，祖父在我的身上复活。”

二、             种麦子、去青海、感受日本女子

“写一个故事，一定要到故事的氛围中去”

当然，这个在1937年就选择自杀的祖父，还不能撑起这部小说。小说中的“祖父”陆焉识，经历了从民国到新中国近七十八年的历史。严歌苓透露，那个到青海农场劳改的“祖父”，是她把另外一些熟知的知识分子的经历，“接”到了祖父的生命上。她与那些人一起聊过天，有非常丰富的谈话录音带，还有详实的文字素材，即便如此，严歌苓还是去了三次青海。书中“祖父”曾经劳动改造的地方，当年的监狱还依稀可辩，但整个大环境如今已是退耕还草，历史像兜了个圈子，又转回到以前。

从前，怎样的从前，从小说开头可以感受到：“据说那片大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是自由的。……”怎样就改变了呢？是因为：“有一天，紫灰晨光里，绿色大漠的尽头，毛茸茸一道虚线的弧度后面，来了一具具庞然大物。那时候这里的马、羊、狼还不知道大物们叫汽车。接着，大群的着衣冠的直立兽来了……”

像电影镜头一样的开头，从远景、中景一直切到近景。然后对准的不再是摇曳生姿的女人，而是一群灰不噜土的男人，这跟读严歌苓以前的小说真不一样。严氏多部小说的开头，都可以像《小姨多鹤》那样，一下子把你推到具体人物的具体情境中。这一次偏偏从那片大地最初的状态开始。“第一次开头也是从人进入，写了两天后就停下了，我感觉不是我完全要讲的这个事。我讲的是整个时代的错误，一场政治造成的大的误会，把整个生态，整个生命，人和天和地、和动物之间整个的链条搞乱了，让他们都失去了自由。不仅是人，还包括这片大地上的生物。是一种更大的感觉。”

小说能有那样的起势，当然是到青海具体走一遭的结果。当然她不仅体验了环境，也体验了留在那边的人。“劳改犯当然陆续都离开了，反而劳改干部还留在那里，这听来像历史莫大的讽刺。但是，和那里的劳改干部聊过之后，我还是对他们充满同情，所以我在小说中塑造了邓指导员这样一个人物，并不是全恶。”

写作一部作品，就一定要到故事发生的氛围呆一呆，这已经成为严歌苓的写作习惯。只要和严歌苓保持接触，听到她说我要到河南种麦子之类，就等于宣布，她又要做新的创作计划了。种麦子那次是为写《第九个寡妇》，虽然她笑着承认，麦子没种成，拔了些红薯，但这也让她更有底气地完成创作。而写中日题材的《小姨多鹤》，日本也是必去的。“并不是故事素材不够，而是想增加点感性认识。日本女人到底怎样，你只有面对面感受，那种近似于一个人物气韵的东西，才会啪地抓住。”

许多人觉得严歌苓笔触中的摇曳生姿，是一种刻意的语言营造。但她自己却认为，这是在追求写作的诚实与准确。“我写的时候很投入。但是写一段总会停一两个月回头看。一遍遍问自己，这个形象，这个行为，是不是你想要的。年纪大了，越来越觉得把什么东西写准了特难，有时候你容易被某个东西牵着走，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写准这个目标上。”

三、   男人与女人

一场持续而诡谲的战争

严歌苓笔下，婚姻是一场奇怪而诡谲的战争，最开始女人总是处于弱势。被动、受冷落，选择的姿态要么是甘受委屈，要么就是死缠烂打，但是天下的女人看到最后，总会松一口气。因为赢得胜利的终将是女人，哪怕她最终失了忆。

《陆犯焉识》，同样有这样一场男人与女人的战争。它最开始的起因，仍然是男人天性中所感到的不自由：一个长辈，推给自己一个女人，为的是把自己拘起来。男人反抗，逃离，出走又回来。但是真正到了千里之外的困境之中，他又咀嚼起那被自己冷落的爱情，原来他的女人始终是美的，只为他一个人而美；他的女人还是勇敢的，差不多要追着他的列车到劳改的地方来，勇敢得像十二月党人的女人。

   夫妻分居两地，故事不得不在青海、上海两头展开。但有一章被严歌苓处理得很特别，就是父亲第一次逃离劳改农场，到了青海西宁，试图电话联系妻子。那一章名为《通辑令》，读来却很有画面感，很像电影中所运用的分屏镜头。俨然隔着千里之远的两个人，动作有了神奇的默契。

“我现在觉得，小说也是无所不能的。你可以有那种自由度以及主观度，用小说叙事，把分处两地同一时间的两个人的不同状态混着写。因为照一般写法，你要写祖母没有祖父时的思念；也要写祖父没有祖母时的思念，这就和一般长别离差不多了。而我写的还不是这样一个故事。它最终还是祖父的故事。只是祖母的存在，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称体的存在。这样处理，就避免了一般常态的描述。”

祖父劳改特赦，数十年后重回上海。他的妻子已经失忆，她把他当另外一个男人来相处，同时又用种种姿态表明，她为自己的丈夫所留的堡垒，谁也无法攻破。

这真是人类情感中一个悲欣交集的段落，严歌苓把它写得如贝多芬的《月光曲》一样沉静，是荒诞也无法掩盖住的沉静，抵得上所有爱情死亡后带来的绝望与荒凉。

女人的胜利。最终还是女人的胜利。严歌苓说自己重读这一章，也会忍不住流泪，并会想到她的奶奶晚年的美。“以前有人说我是女性主义倾向的人。过去我不服气，但现在看来是有点……”

四、   写完祖父写父亲？

“离得太近，想象反而少了，暂时还没有这计划”

过去的一年，严歌苓有喜有悲。虽然有多部作品出版，并以电视剧的形式再现银屏，这其中也包括根据父亲小说改编的《铁梨花》，但是父亲在这一年离逝，仍然是严歌苓生命中最痛之事。

父亲萧马，是严歌苓文学上的直接影响人，虽然不是手把手的教，但是父亲的告诫总是来得很及时，比如要她先学会写大白话；小说不能写得太理性。父亲对她的影响，甚至还包括音乐、绘画、建筑等多方面的修养。

但父亲去世至今，严歌苓并没有留下悼念文字。“我想等悲伤过去再写。这时写出来的东西煽情，没意思。”“那会不会有大的作品酝酿？像这部，写祖父一样？”“暂时还没想好。父亲不像祖父，了解太多，想象反而少了。”

想象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似乎注定和距离成反比。严歌苓写河南农村故事的《第九个寡妇》，是在热带非洲完成；而这部几乎可以闻到青海牦牛味道的《陆犯焉识》，则写于德国。“地域虽然对作品没有直接影响。但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你想写这个故事而不是那个，一定程度还是与地域与文化气质有关系。”

     说到已经居住三年的德国，严歌苓说，她虽然还没学会德语，但已经可以融入这里的文化氛围。德国人天性里的深沉，那种骨子里的不轻佻，最适于写作《陆犯焉识》这样的题材。

    “隔着遥远的时空看中国，气可以沉到最低，深呼吸中，爷爷的事，自己的事，就慢慢想清楚了。当然，纯粹的想透是不可能的，想透了文学就不存在了，就变成了哲学……”孙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