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李贬金辩

                  文／黄中模

【前言】：此文原载于湖北省社科院与湖北省《水浒》研究会主办《水浒争鸣》第一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现因整理旧作，存以待考。

 李卓吾与金圣叹评论《水浒》有很大的分歧意见，长期以来，《水浒》评论者，多是“崇李贬金。”有人认为李贽是“站在基本同情农民起义的立场上来批评《水浒》”，而金圣叹“激烈地反对李贽的言论”，则是“完全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来咒骂农民起义”。这样一来，金圣叹总是作为“站在封建反动阶级的立场来批评《水浒传》”(引用今人论点，恕不注明出处)的代表，而成为被人咒骂的对象，简直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物。因此，实事求是地评价金圣叹与李贽在评论《水浒》中的分歧，拨开层层迷雾，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纠正“崇李贬金”的偏向，是目前《水浒》评论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李卓吾与金圣叹都是我国最早重视《水浒》的文艺批评家，他们在评论《水浒》中都建立了功绩，而在理论上，也有许多共同点。诸如在肯定《水浒》的地位和价值，指出产生水浒英雄的原因是官逼民反，通过评论《水浒》揭露贪官污吏的罪恶与同情受压迫人民等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有共同的一面。这表现了他们都是封建社会晚期的进步的文艺理论家。 但是，他们评论《水浒》又有很大的分歧，还主要表现在“忠义”二字上面。

 

     !李卓吾评点的《水浒》，现存的袁无涯刊刻的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和容与堂刊刻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俱被人说成是伪托，有人说只有收入《焚书》中的《忠义水浒传序》,方是出自李卓吾之手。其实上述两种版本，其评点的内容，不管其有多少差异，在标榜“忠义”上与《忠义水浒传序》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把梁山“一百单八人”称作是“忠义之烈也”。许以“忠义”，是李贽评《水浒》的基本观点。何为“忠义”?在李氏的忠实信徒袁无涯刊本的署名李贽的《发凡》中解释说：

        忠义者，事君处友之善物也。不忠不义，其人虽生已朽，而其言虽美弗传。此一

百八人者，忠义之聚于山林者也，此一百二十回者，忠义    之见于笔墨者也。

这是用封建正统道德观念来解释“忠义”。可见李氏及其门徒是用传统的道德观来衡量水浒英雄的。《发凡》仅以此语，便道出了李贽以“忠义”评《水浒》的基本精神。

    固然在封建社会里，李贽等人看到了封建统治者标榜的“忠义”，乃是金玉其外，深感“忠义”已经“失之于正史”，“失之于衣冠”；而只得“求之于草野”，“求之于稗官”。这仍不失为一种较为明智的见解。但是如果象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这已经达到“反封建”的高度，那就近乎虚美之词了。

    《忠义水浒全书·发凡》说的“忠义”的含义，与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的精神是一致的。李贽在此文中，称赞“水浒之众”，“一一皆忠义也”。在此基础上，他独推崇宋江。且看：

        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

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

这即是说，水浒众人中，宋江是最有“忠义”之心的人了。为什么?李贽讲了两点道理：

       第一，只有宋江才能做到“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心招安，专图报国。”直到最后“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这个对封建统治者俯首贴耳，死而后已的宋江，深得奴才事君主之道，在李贽看来，真是“忠义之烈也”。

       第二，只有宋江才能反对有任何背叛朝廷的行动的人。如象“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这些背叛朝廷的行动，在宋江看来都不过是“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象宋江这样的“大丈夫”所具有的敦厚君子的道德，所以李贽热情赞美他，说“是以谓之忠义也”。李贽以“忠义”评水浒的原因大致有两点：

    其一，他向封建统治者建议，要他们向宋江学习“忠义”，用以巩固封建统治。所以他说：“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这确是加强封建统治的好办法。

    其二，是为了防止农民起义和造反；在袁无涯刊本的《忠义水浒传·发凡》中曾有一段文字说：   

盖欲以动君子，而使小人亦不得借以行其私，故李氏复加‘忠义’二字。

此话确是道出了李贽以“忠义”评论《水浒》的鲜明目的，要农民革命英雄向宋江学习“忠义”。这样，就把《水浒传》所反映的矛盾，曲解为忠臣义士与贪官奸臣的矛盾，这岂符合《水浒》全书、水浒英雄的全部精神!这反映了李贽是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来评论《水浒》的，怎能把李贽评点《水浒》的功绩，简单地归于“反封建”呢?

    由于李贽过于强调《水浒》的“忠义”性，所以遭到了一些文艺批评家的反对，持最激烈反对意见的人，便是金圣叹。

    他在七十回本《水浒传》的评点中，到处都在对李贽称赞的“忠义”表示异议。他认为只有那种“团泥作腹，镂炭为眼”的“村学先生”才是“见宋江口中有许多好语，便遽然以‘忠义’两字”来“弁其书端，定为题目”。这等于是指名反对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

的核心理论，不赞成用对封建统治者标榜的“忠义”来评论《水浒》。这是金圣叹、李贽二人评论《水浒》的主要分歧。

           （二）

       金圣叹反对给《水浒》加上“忠义”的题目，因而在他删削《水浒》的同时，也把旧本的书名上的“忠义”二字砍掉，而冠以“第五才子书”的徽号。这样一改，虽仅有数字之差，其意则远隔千里。过去的评论者，很少注意这一点，只有梁启超才深刻地揭示出金圣叹用这一番功夫的心意。梁在《小说丛话》中说；

所谓才子者，谓其自成一家言，别开生面，而不傍人门户，而又别于贤圣书者也。

金圣叹从为了“别于圣贤书”出发，“激烈地反对李贽的言论”，内容非常复杂，决非管窥蠡测能洞察其中奥妙的。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其中的矛盾，才能看到其中的真实内容。

    第一，金批《水浒传》，在表面上对“忠”字的含义的解释，非常矛盾，而在实际上与李贽的理解颇不相同。

    他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二》中，确实说过：“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这样解释“忠义”，显然是站在封建阶级立场来谈忠义，是一种卫道者的口气。

因此他质问：“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于是被一些论者抓着小辫子，据此而给金圣叹扣上“反动”帽子。金圣叹对“忠”的理解，就是这些言论吗?远不止于此I他在抽象谈“忠义”的时候，是打着圣贤的旗号，而在具体评论人物时他又是另一套。且看他在四十二回针对宋江与李逵的行为写的总评中说：

    盖忠之为言，中心之谓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为喜怒哀乐之中节谓之

心，率我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

他在这一回的总评中，强调只要有真诚的感情就是“忠”，是人的天性。不管是“为善为不善”，只要能“诚于中形于外”，都可以叫做“忠”。他认为在这一点上，圣人与愚人都是一样。能做到这一点，不管是圣人和愚人，都有“上智之德”，因此他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理论提出异议，认为虽圣人亦有”下愚之德”，虽愚人亦有“上智之德”。这是反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与他在序言里对“忠”字含义的理解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第二，金圣叹从上述矛盾的观念出发，在具体评价人物时，一方面责骂宋江无“忠义”；另一方面又大力肯定梁山英雄人物的“忠义”行动，在人物品评中，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矛盾：

他在批语中，处处揭露宋江“巧言如簧’，说宋江见官军的军官就说自己是“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之语，“是宋江赚人做强盗者”，他认为这是宋江的“权术”，决无“忠义”可言。其不“忠”的原因，是宋江说假话，因此他说宋江是“假人也”。这是从真与假的观念出发去评价宋江的。在同一观念指导下，他又大力表彰梁山众英雄的“忠义”。如在李逵提出取娘，受到宋江劝阻时，李逵说宋江“是个不平心的人”，金圣叹的批语是：“确确，忠恕之道。”李逵在宋江允许以后，不象其它人那样受饯饮酒，便立即下山。金批道：“则立刻便行，情之至，义之尽也。”

       0这里所谓的“忠义”，非圣人之徒所言的忠义。那动辄就要杀上朝廷，夺了“鸟位”的李逵无忠君尽义之可言，金圣叹对此是完全了解的。所以他从李逵的行动中，看出李逵有一种赤子之心，便在四十二回总批之中，对此发表了一通非常新颖的见解：

        殊不知忠恕天性，八十老翁道不得，周岁哇哇却行得，以忠恕二字下许李逵，正

深表忠恕之易能，非叹李逵之难能也。

正因为金圣叹认为象李逵这样的革命英雄，具有赤子之心的真诚的忠恕之道，他才赞美李逵是“真人也”。他在将水浒众英雄作分类排队的时候，把李逵称为“上上人物，”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可称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其它诸如鲁达、武松、吴用、花荣、阮小二、杨志、关胜等人，金圣叹都赠以“上上人物”的桂冠，表现了他对这些“上上人物”的革命行动的敬佩的感情。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

说他只骂宋江，其它人就饶恕了。其实“饶恕”是幌子，赞美是真心。他对林冲、杨志等人被逼上梁山的前后，他的批语是站在非常同情这些人的立场上，歌颂他们是豪杰，是英雄。对林冲写的“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的诗句，他认为不是“村学究”能做出来的，他的批语是“写千载豪杰失意如画”。他对《水浒》的英雄的整体，大都是引吭高歌，深情赞颂。他对旧本写的水浒英雄所说的，要为封建统治者尽忠报国之话，不是批以“权术”、“假话”、就是加以删削，更换新词。比如旧本写梁山英雄排座次，其誓词是：

       宋江为首誓曰：“宋江鄙猥小吏，无学无能，荷天地之盖载，感日月之照临，聚弟

兄于梁山，结英雄于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数，下合人心。……但愿共存忠义于

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鉴察，报应昭彰。”

    金圣叹毅然删改了这段誓词。他把前面的“宋江鄙猥小吏，无学无能”，及后头的“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删去之后，在前面加上：

        窃念江等昔分异国，今聚一堂。准星辰为弟兄，指天地作父母。一百八人，人无

同面，面面峥嵘；一百八人，人合一心，心心皎洁。乐必同乐，忧必同忧。生不同生，

必同死。既列名于天上，无贻笑于人间，一日之声气既孚，终身之肝胆无二。

这篇誓词经过金圣叹删改之后，无论内容与文字都比旧本誓词要发彩增光。其中没有传统的“忠义”的道德观念，只有忠于起义者的真心实意，表现了那“心心皎洁”的一百八人，无视封建王朝的存在，俨然有只忠于自己的革命政权的意义。这是献给梁山起义英雄集体的一曲响彻云天的赞歌。

       在《水浒传》中，构成全书主要情节的，是李逵、武松、鲁达、杨志、吴用……等人的活动及其与宋江的关系。金圣叹独骂宋江，而赞扬众人。这个明显的矛盾，是评论者不能忽视的。

    第三，从宋江本人来看，金圣叹在批语中，既骂宋江又赞扬宋江。这也是金圣叹批语中最为突出的矛盾。

       金圣叹不但把宋江诡称忠义，一心招安的话，统统作为“权术”，而且在五十七回总批中，列举宋江对抗朝廷的事实来说宋江有“十大不可’称为‘忠义’之事。这是一篇很值得研究的文字，他说：

       辩曰：‘宋江有过人之才，是即诚然。若言其有忠义之心，心心图报朝廷，此实万万不然之事也。何也?夫宋江，淮南之强盗也，人欲图报朝廷，而无进身之荣，·至不得已而始出于强盗，此一大不可也：曰有逼之者，夫有逼之，则私放晁盖，亦谁逼之，身为押司，执法纵贼，此二大不可也。为农则农，为吏则吏，农言不出于畔，吏言不出于庭，分也；身在郓城，而名满天下，远近相煽，包纳荒秽，此三大不可也。私连大贼以受金，明杀平人以灭口，幸从小惩，便当大戒，乃浔阳题诗，反思报仇，不知谁是其仇，至欲血染江水，此四大不可也。语云：‘求忠臣于父老之门’，江以一朝小忿，贻大戮于父老，夫不有于父，何有于他，诚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五大不可也。燕顺、郑天寿，王英，则罗而致之梁山；  吕方，郭盛则罗而致之梁山，此犹可恕也。甚乃至于花荣，亦罗而致之梁山，黄信，秦明，亦罗而而致之梁山，是胡可恕也!落草之事虽未遂，营窟之心实已久，此六大不可也。白龙之劫，犹出群力，无为之烧，岂非独断?白龙之劫，犹曰救死，无为之烧，岂非肆毒?此七大不可也。打州掠县，只如戏事，劫狱开库，乃为固然。杀官长，则无不坐以污滥之名，买百姓，则便借其府藏之物，此八大不可也。官兵则拒杀官兵，王师则拒杀王师，横行河朔，其锋莫犯，遂使上无宁食天子，下无生还将军，此九大不可也。初以水泊避罪，后忽忠义名堂，设印信赏罚之专司，制龙虎熊罴之旗号。甚乃至于黄钺白旄，朱旛皂盖，违禁之物，无一不有。此十大不可也。

乍看起来，这是一篇痛骂宋江的文字，许多论者，也是根据这些文字而断定金圣叹是站在“反动”立场上来评《水浒》的。但是从全文来看，使人读了之后，在客观上有这样一个印象，即宋江是一个蓄意造反，坚决与封建统治者为敌的人物，哪有什么“忠义”可言!

金圣叹为什么要这样写呢?除了有的同志说的，这是一种“保护色”以外，我认为这还是一种用归谬法来与李贽进行辩论的手段。李贽说宋江处处“忠义”，一心归顺朝廷，他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举出宋江一系列存心造反的事实来驳李贽。为什么可以作这样的分析呢?且看下面金圣叹对宋江的赞美，便可知他骂宋江，并非出于本心：

    一，他使用釜底抽薪法，用以否定自己对宋江的责难。他在三十一回总批中写道：    ·

下文将转入宋江传矣。夫江等之终不免于窜聚水泊者，有迫之必入水泊者也。若江

等生平一片之心，则固皎然如冰在玉壶，千世万世，莫不共见。

这是要读者看到宋江一系列行动，虽然虚伪欺诈，无法无天，“横行河朔，其锋莫犯”，但心地是纯洁的。在本书“转入宋江传”之前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点，继而在结尾时又强调宋江等人“心心皎沽”，就此一语，就足以把他骂宋江的话全部推翻。试问；干了这么多使当朝“上无宁食天子，下无生还将军”的“罪人”，原来是一个心地纯洁的人。其人应该如何评价，读者自然能从矛盾中找出答案来。

    二，称赞宋江的“雄才异志”。《水浒》写到宋江题反诗之前，在对江观景时，他的批语是“以非常之人，负非常之才，抱非常之志，对非常之景”。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要写出“血染浔阳江口”的反诗来的。在宋江题了反诗之后，他的批语是；“寒士真有此兴，写来欲哭”。这时金圣叹已经站到宋江的立场上，与宋江的感情起了相当大的共鸣。

    三，砍掉了七十回以后宋江接受招安，为大宋皇帝尽忠的丑吏，宋江就从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统治阶级的鹰犬，变成了坚决与封建统治阶级为敌的英雄。这样的宋江确是如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非坚定的革命者而何?’说金圣叹对宋江是“小骂大帮忙”，此话是言之成理的。

    从上述分析的情况可知．金圣叹在与李贽围绕着“忠义”问题进行辩论中，他的矛盾非常明显：一方面从传统的观念出发，骂宋江无“忠义”可言；一方面又提出是非颇谬于贤人的张，大力歌颂梁山好汉的对被压迫阶级的“忠义’行动。    怎样理解这些矛盾现象呢?分析一个作家主观上的矛盾，只能从社会矛盾中去寻找它的原因。可以用来分析金圣叹评点《水浒》。

    金圣叹评点《水浒》的年代，一方面正是农民起义蓬勃兴起的年代；另一方面又是封建王朝实行严厉统治的时期。金圣叹痛恨官府，同情当时的农民起义，但又没有勇气投身在时代的洪流里，只能借批《水浒》来对受压迫者表示同情。在这种情况下，他慑于当时的文字狱和封建统治者的威力，为了使他批点的《水浒》得以流行于世，于是不得不在他批文中采用一些障眼法和曲笔，这是很自然的事。他在卷末以“忽然幻出’卢俊义一梦”作为全书的结束时批道：

       呜呼!古之君子,未有不小心恭慎而后其书得传者也。

为什么要叫“小心恭慎”呢?他在卷首序言中也明白地告诉人们：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后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几不易吾言矣哉!

这说他自己“有当世之忧焉”。忧什么?在那朱明王朝的特务密布的情况下，金圣叹岂敢用明白晓畅的语言来赞美“强盗”，他采用骂“强盗”的方法来掩人耳目，以达到鼓励“强盗”的目的。这是他用的“小心恭慎”的手段。他在第十六回总批中曾告诫人们：“读书随书读，定非读书人”，并要人们做“钟期”，当作者的知音。这一点．就是否定他的人，也是看到了的。如燕南尚生在他的《新评水浒传序》中曾经说过：

       虽然，《水浒传》者，专制政体下所谓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者也，于是乎(金圣叹)以文

法批之。然犹恐专制政府大兴文字狱，罪其赞成宋江也，于是乎痛诋宋江，以粉饰专

制政府之耳目，批评《水浒》，以钓赞成《水浒》之美名，其计亦良得，其心亦良苦矣。

“痛诋宋江”是为了怕“专制政府”的“文字狱”，以免获“赞成宋江”之罪，这就是金圣叹骂宋江不忠不义而又赞扬宋江的思想矛盾形成的社会原因。从这一点来看，燕南尚生确实不是“读书随书读”的庸人。金圣叹对于宋江虽则骂之，实则尊之，这一点，清代的刘廷讥也作过评述，他说金圣叹评《水浒》“以梁山泊一梦结局，不添蛇足”，虽是如此，“然所尊尚者贼盗，未免与史迁《游侠列传》之意相同”(《在园杂志》卷二)。尽管这是在贬金圣叹，却从反面道出了金圣叹尊尚“贼盗”的本意。这就是金批本《水浒传》出来之后，封建统治者痛骂“此倡乱之书也”的原因。尽管反动统治者禁止它的流传，但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金批《水浒》流传于民间，形成了“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的风气。这说明了只有人民群众才是金圣叹渴望寻找的“钟期”。

    在文艺理论上，金圣叹与李卓吾评论《水浒》也有分歧,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一方面指出《水浒》如同司马迁作《史记》一样，是“发愤之所作也’。这固然是一种比较进步的文艺观点。但是接下去，他又把作者写《<</span>水浒》的创作意图，生硬地与宋代的政治斗争联结在一起，认为作者“愤”的对象是：

        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

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

这是说《水浒》作者是为封建统治尽忠义之心而发愤。“愤”的对象是外患内忧，这是比较牵强附会的说法。辽为金所灭，二帝为金所掳，同是受金的压迫，何以大破辽能“愤二帝之北狩”?岂非牵强而何?至于“灭方腊”，是“愤南渡之苟安?，更是颠倒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把革命人民作为泄愤的对象了。这种勉强地把《水浒》作者的著书目的与宋朝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反映了李贽并没有完全摆脱儒家的言志载道文学观的束缚。

他提出的“童心说”比这种观点有意又得多。

    金圣叹则不然，他提出的“怨毒著书”说，比李贽的上述观点有显著的不同。

    金圣叹在他的《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无意为之的说法，是他为了与李费辩论，反对给《水浒》加上“忠义”而故意说的。这是故弄玄虚。在《小说丛话》中，梁启超早就指出过：

        既谓史公有意识的，故《史记》方妙；今《水浒》且有胜过《史记》者，而云耐

庵为无意识的，龟毛兔角，其谁信之?……圣叹乃是聪明人，未有不知此理，所以不说明，欲使后人猜猜。

梁启超的评语，说明了金圣叹并不主张文艺无目的论，他在说《水浒》作者“心闲试弄，舒卷自恣”的同时，又提出了“怨毒著书”说。他在第十八回的总批中写道：

        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痛骂秀才。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

这是金圣叹为《水浒》作者进行辩护的一段文字。其中提出了“怨毒著书”说。司马迁说的“发愤”著作，是发自己受辱之愤，而金圣叹此说的内容的含义，要广泛而深刻得多。在阮氏弟兄痛骂那些“虐害百姓的贼”的时候，金圣叹的批语是；“官是贼，贼是老爷，然则官也，贼也，贼也，老爷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由于当官的是老爷，也是虐害百姓的贼，才激起了人民的反抗，痛骂官府，产生了“怨毒”之情，所以金圣叹在阮氏弟兄造反之时，带着无限同情的感情批道：“嗟呼!怨毒之于人甚矣。”可见金圣叹所说的“怨毒”,是被压迫人民“怨毒”官府的感情。因此他的“怨毒著书”说，带有明确的人民性。这种文艺观是贯穿在他的批语中的一条线索。比如在第十四回里，有人揭露官府害民的罪恶时，金圣叹批道：“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其原因是“作者胸中悲愤之极”。他还认为小说作者不能只停留在发泄悲愤上，而应使作品“防于讽刺之旨”。即是使作品成为揭露社会黑暗的武器，这就是金圣叹的“怨毒著书”说的进步内容。

    自从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之说以后，我国的进步文艺理论家,继承着司马迁的优良传统，不断地发展这一理论，刘勰有“蚌病成珠”说，以后有“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论，到了金圣叹则发展为“怨毒著书”说，更强调了文艺作品要揭露官府黑暗、同情农民革命、使之更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更符合我国明清之际，小说成熟时期的创作实际。它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小说创作理论趋于成熟的标志之一，与那些圣人之徒所主张“文以载道”论有天渊之别，比李贽说的《水浒》作者为“忠义”而发愤著书的观点，要高出一筹了。

    综上所述，可知文艺理论界在评论《水浒》中的“崇李贬金论”，是一种不公允的论点。长期以来，因为李贽被誉为进步的思想家：许多人只看到他在评论《水浒》中的功绩，而对他在评《水浒》中的局限，往往没有注意，甚至把他的局限性也作为进步观点来一概肯定或者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而对金圣叹，则因他被一些人骂为“封建反动文人”的观点占了上风，以致于对他在评论《水浒》中的是非曲直,往往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抓住他的某些批语中的反动词句的表面现象，进行批判。而对他的进步实质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因而金圣叹反对李贽也成为金圣叹的罪名之一了，遂使“崇李贬金论”一直没有得到澄清。

    其实这是一种偏见，早在清代就有人对李卓吾评《水浒》提出过异议，所谓“施罗一传振千古，卓老标题更可悲”(阮蔡生《茶馀客话》引邱太常《过梁山泊诗》就是一例。而赞美金圣叹的进步文艺理论家也不乏其人。粱启超就称赞金圣叹“乃一热心愤世流血奇男子也”。此语甚当。正因金圣叹本人有“愤世”之情，才能提出“怨毒著书”之说。梁启超可称是金圣叹难得的知己。如梁启超尚在，也将对“崇李贬金”论提出异议的。

本文原载于湖北省社科院与湖北省《水浒》研究会主办《水浒争鸣》第一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