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的一天，我去拜访了我父亲的同学、已经97岁的我称作杨阿姨的著名作家杨苡。她和我的父亲是解放前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外文系的同班同学。她也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翻译家，翻译有《呼啸山庄》等作品。

在南京时，我们两家是经常走动的，过一段时间总要通个电话，父亲与我还经常去看望杨苡和她的丈夫赵瑞蕻教授。

先是1999年2月，赵瑞蕻先生突发心脏病去世，后是2001年我父母都移居上海，就只能是书信联系了。而后我父母相继去世，只知道她去了北京，便再也联系不上了，我已经将近20年没有见她了。

2016年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好友原三联书店总编李昕转了一条微信，是杨阿姨女儿赵蘅的，写了她和母亲逛街的情况。我真是喜出望外，连忙请李昕把赵蘅的微信给我，我与赵蘅联系上了，问明了她母亲现在仍居住在南京，仍在鼓楼二条巷的老房子，身体很健康。

于是，我先给她打了电话，她知道是我，非常高兴。她的声音很响亮，一点儿也不像将近百岁的老人。我告诉她，过两天，我去南京拜望她。她立即说欢迎，听得出来，她是非常欣喜的。

那天我去时，走进客厅，我突然了时空穿梭的感觉，书橱、书桌、沙发，里面的陈设与几十年前，没有太大变动，似乎把我一下子带到了那几十年前。

这里我不知来了多少次，我还记得第一次来这里时的情景。

见到杨阿姨时，我没有想到的是，她本人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她是那样的硬朗，谈锋仍然像以前一样机健，思维敏捷，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听我说起对这老房子的记忆，杨阿姨说起我父亲1978年第一次来南京时就住在这儿。那时文化出版业百废俱兴，江苏人民出版社在编辑一本《汉英词典》，亟需要英语的专业人才。她和丈夫赵瑞蕻教授就想起了我父亲何如。几经辗转才联系上了几十年没有音讯还在苏北农村当农民的这个老同学。她和赵先生又通过父亲的老师、南京大学范存忠教授的帮助，推荐父亲参加词典组的编纂，让父亲来一趟南京。

杨阿姨说，那时第一眼见到这个老同学，完全认不出来了，父亲用一根小扁担，挑着被窝、脸盆等生活用品，活脱脱一个老农民。她还不知道，父亲为了这个工作的机会，拔掉了仅剩的几个龋齿，装了一口假牙，否则嘴瘪脸凹，说话都漏风，就更现苍老了。

要知道他们分别已经二十多年了。1956年杨阿姨与赵先生去东欧讲学时途经北京，父亲为他们饯别。翌年父亲就被打成了“右派”，而后就流放到东北兴凯湖劳教，再到河北茶淀农场，再到苏北农村劳动，这二十年，父亲都是在艰难困苦下度过的，这期间的变化当然是巨大的。

起先父亲就住在杨阿姨家，后来确定了进入词典组工作，才被安排到后宰门的省团校筒子楼的集体宿舍。

我们家的境遇从此就开始改变了。后来父亲正式被落实在出版社工作，几经周折，历史问题与“右派”结论都得到了改正。我也考上了扬州师范学院（现扬州大学）的中文大专班。应该说杨阿姨对我们全家都是恩重如山的。

1979年暑假我去了南京，父亲把我带到杨阿姨家，也是在这个老房子的客厅里第一次见她。她听说我对文学对写作很有兴趣，也是很支持的，她介绍我和一些作家认识，让我向他们多请教。后来我教书了，但寒暑假都会去南京，也都会去杨阿姨家，听她聊文学，聊人生。

她介绍我去拜访的作家，其中之一就是方之先生。

提起方之，现在的许多人都可能不知道。他是江苏的著名作家，1957与江苏的高晓声、陆文夫、叶至诚等准备组织“探求者”文学社，提出“干预生活”的主张，后受批判并下放农村劳动。1979年恢复名誉，发表《内奸》（《北京文学》1979年第3期），引起广泛重视。此作品获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被译成多国文字。

“探求者”的其他几位作家，应该都是蜚声遐迩、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了，而方之却因为英年早逝，中断了他的创作，甚至都没有等到《内奸》获奖，所以更不会为后来的文学爱好者熟知了。

我是在1979年暑假的一天去拜见方之先生的。他那时已经在南京市文联工作，工作地点在鼓楼食品公司那座三角形楼的三楼。从中央路的一个边门上去，小小的屋子里似乎只有一张办公桌。

我当然是很忐忑的，因为我完全是个一文不名的文学青年。但方之已经从杨阿姨那儿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他是停下了自己繁忙的工作来接待我的。他问我想写些什么。

我说起了自己在农村的经历，说到了农民的情况、农村干部的情况，包括人们的追求。我还给他讲了一个造反派因当官不成而导致精神病以及由此而生的许多的故事。

方之听了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他说，这个素材很好，有特点。外国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至上，人们对金钱的崇拜无以复加，所以巴尔扎克写出了《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这样的经典。而在中国，是权力至上，有权就有一切，这是封建主义皇权的衍化，写权力给人带来的畸形变化，可以很有深度。

方之的思索是独特的，有评论说“他总是用敏锐的目光和火热的心去观察和聆听时代的脉搏，在自己的作品中讴歌生活中美好的东西，鞭挞丑恶的东西，写‘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

听了他的一席话，我感触很深，受益很大。他鼓励我先写出来，有机会再给他看。

于是返回学校后我开始酝酿写一篇小说。

但在两个月后，我收到了杨阿姨给我的一封信：

何平：

昨天就想写信给你，因为不知道地址，本想打电话给你爸爸问一下，今天就收到你的信。看你说想写信给方之问候他，不禁鼻酸落泪。方之已于昨天上午八点五十分逝世！病情突然恶化到这样的程度，医院还没有发出病危通知单。我们这些熟人由于忙，也只能抽个下午去看看，可就没想到在好不容易开后门找别的医院会诊后，又好不容易转到工人医院高干病房，才住下不到一星期（有人说才五天！），根本没有什么治疗，已是晚期肝癌，但医生说还可以拖到年底，不料昨早突然口喷黑血而亡！从发作到咽气不过几分钟！

昨天午后就有作协同志（也是过去“探求者”）来告诉我，进门大哭，我整天想着他的音容笑貌，被 压了整整廿二年！如果不是文革初期又被逼得喝DDV自杀过，身体也还不至于这样！

现在初步决定27号开追悼会，因为去参加文代会的作协三十多人廿八号晚要走。（方之也是代表之一！）可惜你不在这儿，不然你是应该参加悼念会向遗体告别的。你能赶来否？恐怕来不及！还是我们这些他生前的同志、熟人、战友等等都提出在《新华日报》上发消息。杂志上以后将登他的遗作，还有纪念他的文章。我希望你写个几百字，谈谈你和他仅仅见过一次的谈话留下的印象如何，我给你转《雨花》，我也打算写。其实我跟他熟不过是春节后，见面次数并不多，很谈得来，所以老说要互拜对方为老师。只怪我今夏身体不好，懒得走动，现在想想都成憾事了。

……

我收到信也是很震惊的，方之去世时只有49岁。后来我依杨阿姨之嘱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杨阿姨帮我转给了《雨花》，并告诉我悼念文章很多，可能发表不了。

过了许多年，我才将与方之讲的那个故事敷衍成一个短篇小说《丰书记》，发表在2004年第三期的《江南》杂志上。应该是对方之先生交上的一个不合格的作业吧。

回忆起往事总是有许多话，我们聊了三个多小时。杨阿姨她告诉我，这些年先是在北京住在哥哥杨宪益家，2006年哥哥去世后就又回到了南京。她现在精神很好，大女儿就住在她附近，每天都来看她，有一个保姆照顾她。

这些年来她还是在写作，还编了有关她哥哥的一些书，出版了不少新著，她都赠送给我了。她一一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题了签。其中她在《魂兮归来》（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的扉页上写道：

何平  贤侄  存念

杨苡

2016年7月19日

在我97岁生日之际得到你的消息——我终生好友的儿子！欣喜若狂！

冥冥之中自有神在！

祝福你！

在译林出版社（我父亲生前在译林出版社工作）出版的她的译著《天真与经验之歌》一书的扉页，她写道：

何平  贤侄  存念

杨苡

2016年7月20日

  永远铭记好友，我尊敬的师兄何如！

而在另一本《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的扉页中特别用小贴纸写道：

何平：

这是我的劫余存下的书简，原件已交上图保存，巴金是我的一生最尊敬的引路人！

杨苡

我翻看了这本书，其中附录收录了杨苡的回忆文章《坚强的人——访问巴金》，我记得杨阿姨是在1979年写的，是我帮她誊抄的。我还找到了她当时给我的信，信中有这样一段：“寄上拙稿一份，因‘史料’发表了压缩稿，就等于把这个全文枪毙，可是巴金还没看过，所以我请你有空时抄一遍，反正今年抄完吧。作为献给他七十五寿辰的礼物。你看你能否帮我这个大忙？我不愿找别人抄，这份还是我的草稿，太乱，曾找人抄一份（本来《青春》说要的），实在抄得乱，而且有错字，所以我又改过了。”

后来我很快就帮她抄完了，寄给她了。也许她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

和一个97岁的老人交谈，听她侃侃而论，是一件很令人愉悦的事。尤其是一个对我一直关爱、栽培的师长，要不是担心她的身体，不想她过分兴奋，也许我还会和她聊更长的时间，更多的话题。

临别时，我说，我还会来看您的，您多多保重。

这是我的心里话。父母去世以后，他们这一辈我的长辈和很多的故旧世交都相继撒手人寰，能找到健在的老一辈太少了，见到杨阿姨这么健康，精神矍铄，我太高兴了。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如果有知，也会非常欣慰的。

谁知今天一大早，传来噩耗，我敬爱的杨苡阿姨已经于2023年1月27日晚驾鹤仙去了！我和她老人家竟然已经天人永隔，不能再晤面长谈了。无比地悲痛，怀念不尽，记忆永存，愿她老人家灵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