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是今年9月18日好友刘毅光先生在温哥华黄宜弘与梁凤仪夫妇家中为我和原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先生所摄的合影。算起来，我和李昕先生相识26年了。

记得那是1992年，当时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青年编辑室当编辑。本来我在文化旅游和农村编辑室当过副主任，出版社搞改革双向选择，社里确定的编辑室负责人没有我，我也不知选哪个室好。分管的社领导要我去青年编辑室，说我可以帮年轻的同志做些工作。

我属于“三分颜色上大红”的人，领导好像是抬举我，我也要好像表现积极点。

青年编辑室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创办《畅销书摘》杂志。原先是用书号不定期出，现变为双月刊正式出期刊。杂志的目标要介绍与摘录全国出版社的新书，成为全国书摘的典范型刊物。

当时编辑室只有四五位同事，除主任外，两人负责一期的稿件。我觉得北京是全国出版社最多的，中央级的出版社更是高质量出版物的源头，所以应该到北京组稿。

于是我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总编室表明来意后，他们介绍我去海外文学编辑室找一位李昕主任，他是社长助理，说他们编辑室最近有不少新书推出。

我很快找到了李昕，与他攀谈一番，知道他也有知青经历，比我小三四岁。我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杂志，请他推荐新书。他便向我说起了新近走红的香港财经小说女作家梁凤仪，人民文学一次推出她的三本小说，市场反映很好，都十分畅销。他把这三本小说送了我，我回南京后摘选了《醉红尘》发到《畅销书摘》第二期上。

我当时对于畅销书的把握是比较敏锐的，因为我当过发行科长，熟悉市场行情。我觉得梁凤仪的著作还会继续掀起高潮，大有发展前途。于是向编辑室和社领导提出出版梁凤仪散文的建议，得到首肯后，我再次赴京，想通过李昕联系上梁凤仪，和她商谈合作事宜。

李昕是一个很直爽的人，他表示这事难度很大，因为梁凤仪不愿和人民文学以外的出版社合作，而且是以版税形式结算稿酬，印刷基数高，版税率也高，对编校的要求更高，很多出版社都望而却步了。我说能否介绍我和梁认识呢，见面以后我跟她谈，谈不成也没关系，总算尽到了努力。李昕说，见面都很难，她总是来去匆匆，日程安排很紧。不过她过两天来参加图书订货会，我试一下吧。

两天后，我接到李昕通知，晚上到港澳中心，梁在晚宴后和我谈半个小时。

我吃完晚饭早早等在港澳中心，从晚上八点左右一直等到十二点，梁凤仪送完最后的一批客人，她的助理殷小敏告诉她，有位何先生已恭候多时了，她才想起我是李昕介绍来的。

我们见了面，虽然她好像不太情愿与我多花时间，总算还是耐心坐下来听我说明来意，然后她直言与她合作不容易，并开出了比与人民文学还高的条件。我说条件都可以商量，我们是有诚意的，也完全能做好。当然也说了我对她作品的看法，她比较惊讶于我对她作品的了解和见地，初步同意合作的意向。并送了许多书给我，让我先从她二十多本散文中挑选一下。

第二天我把情况向李昕先生报告，他已经从梁那里大致了解了，说你的诚恳与事先下的功夫打动了她。于是我又向社里报告，极力建议与梁的合作，社领导同意了，并让我负责与梁联系。

于是，经过斡旋与努力，江苏人民与梁凤仪合作达成，一次出版了她的四本散文，这其中的过程还有很多故事，容后再述，不过这合作成功，李昕先生功不可没。

1993年3月，在李昕的策划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文学研究所共同举办了梁凤仪作品研讨会，我也被邀请与会并作了发言，主要是评论她的散文，这在所有评论中还属于仅有的，我的发言还收入了李昕主编的《梁凤仪现象》一书。

后来，我从江苏人民辞职，成了香港勤 缘出版社的编辑。走出这一步，其实也是基于李昕的引荐。我从此以后二十多年都是为勤 缘服务的，这其间与他的交往也是不少的。

1994年勤 缘出版了人民文学一套十本《漫说文化》丛书的香港版，编校工作是我和李昕主管编辑室的几位编辑共同完成的。梁凤仪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了十余种的著作，许多具体事宜也是我与李昕保持联络、进行交接的。

再后来，李昕调到香港三联书店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我们见面就少多了，可是每年香港书展，我有时也会去，所以也能碰得上，聊上几句。但他总是那么忙，连和我吃顿饭的时间也挤不出。

2012年4月我和李昕先生在北京又见过一次面，那时他已经从香港调回，在北京的三联书店任总编辑了。那是梁凤仪的封笔之作《我们的故事》作品新闻发布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他是被邀请的嘉宾，而我是工作人员。

今年9月，李昕夫妇到加拿大、美国旅行，途中安排了到黄宜弘、梁凤仪温哥华家中与他们夫妇小叙，我正好也在。几天一起在温哥华看风景、逛商店，说说往事，感到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已都是奔七之年了。把酒言欢，也是感慨良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