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2017年9月4日（纽约时间），我这个六十八岁的老头结束了在美东的六日游，要只身从纽约的拉瓜迪机场飞加拿大的多伦多，对于不懂英语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有点麻烦的事。但我并不紧张，因为我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应对这个高度文明社会的可能出现的问题。

为了尽量减少由于语言不通的困难，我最后一天订了靠近拉瓜迪机场的一家酒店，这家酒店可以有免费班车送旅客去机场，每小时一班。美东旅游团结束后，导游小伙子不错，让他大姨子开车送我去了这家机场附近的酒店。

虽然我在订酒店时已经知道这家酒店的旁边有一个墓园，但站在房间的窗前一看，目光所及，就是一大片墓碑。不能说一点点介意都没有，不过这没什么，反正也就是住一晚上，我又没做亏心事，也没什么可怕鬼神的。

等我把照片往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一发，反应强烈。有人说，西方的观点，墓地靠近宅地是好的，因为距离天堂近，让我不必在意；也有人关心地说，第二天就是七月十五鬼节，一定不要开窗不要出门；还有人觉得压根儿不应该住在这家酒店。

一夜无话，平安度过。吃完早餐，收拾好行李，我便向酒店前台工作人员间断性的吐出“bus”和“airport”的单词，他终于明白了，说了一句：“nine。”我也明白了，九点呗。我是十二点的飞机，早点去，比较保险。

我前一天问了导游，这种机场穿梭巴士不收费吧。他说，一般不收，如果司机帮你搬行李，就给他一两块小费。可我忽略了，我手头已经没有十元以下的纸币了，而硬币，似乎凑不到一个美元。我原想晚上买点吃的，就会有零钱了。可出门转了一圈，附近一公里之内，没有任何可以shopping的地方。晚餐也只能把前两天买的方便面吃了。

我想，只要顺利送我到机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有携程的订票单，只要checked了，上了飞机，到了多伦多，我的朋友就会来接我，把我送到酒店。这一切虽然不是天衣无缝，也基本上是面面俱到了。

可还是出了小问题。

今天早上出发，上行李时，那位比我胖一倍的司机很热情地要为我提行李，我坚持说NO，自己放上去。我们这一车有三批人，我一个人，还有一批两人，一批三人。上车时，司机问大家话，我猜是问到哪儿，我是D号航站楼，就说D，D。在半路上，两个人下了车，那是乘地铁去市区的吧。后来到了一个航站楼，那三个人下车了，司机也示意我下车，我只好赶忙下车去自己搬行李。下车才知道，这里是C号航站楼。

司机用手指着一个门，让我进去。他就开车走了。门口的工作人员问我，我一句也听不懂，其实我是带了个“翻译官”的，但在美国一直没用着，都是比划比划就解决了，我就放在箱子里了。那工作人员看我一脸茫然的样子，让我进去直接到柜台，柜台那位女士仍然鸡同鸭讲，彼此无法交流，那位女士就叫了一声在外面的一个工作人员，一看，中国人面孔，一开口，台湾话。

这个台湾小妞很热情，帮我在电脑里找了半天，查航班号，没有；按护照号找，也没有；她只好说，你这个一定要去D号航站楼了，我这里解决不了。她告诉我D号航站楼只要出门左拐向前走，下一个building就是了。

我只好拖着行李前行，我在心里嘀咕，是不是因为没有给小费，那胖猪司机就不肯送我去D号航站楼了呢？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真是金钱第一呀。我在微信中说了这个想法，有朋友说，这下知道社会主义好了吧。不过，在国内我被人扔在半路上也有过呀，当然不因为小费，只是服务态度差而已。

终于到了D号航站楼，走进去找到checked的柜台，竟然没有会中文的工作人员，她好像要向我收托运行李的钱，我就更装听不懂了。她旁边行李传送带旁有一位老人，看上去比我大得多，广东人脸相，负责把行李箱拿上传送带。工作小姐叫住了他，他只好极不情愿地与我对话，他说得很慢，比搬行李都吃力，我想他是不善于说普通话的。他告诉我要交25元钱，只收现金。我于是说，那如果我不托运自己手提呢？可不可以？老人用英语告诉她，她在电脑前又忙了一会儿，对老头说，Yes。老头告诉我，不用钱了，也不用手提了。虽然有点小周折，但总算解决问题。我告诉她，箱子里有易碎的物品，她不懂，幸亏从上海来时的易碎贴纸还没掉，我指了指，她明白了，给我系上了一个印有杯子图案的标签。看官，你说这个标签是福还是祸呢？且听我道来。

到了多伦多机场，我走得比较快，到要过关的地方。我老远就看见验证的机器了，把护照有条形码的一页放进去，然后选择中文；屏幕开始一步步指挥你，先让你抬头拍照，第一次说没找到我，我拼命看着摄像头，终于成功；然后表格让你填是与否，当然只能全写否；再下来就OK了，打印出一张单子，你拿着单子就算过了关。

我到行李提取的5号台等，一直等到所有人都把行李提走了，我的行李箱还没出来。我是在日本买的桔黄色行李箱，非常耀眼，很远就能看出。还有一对夫妻也没找到自己的行李箱。于是我们找到一个柜台，一个混血的工作人员，我指指行李条，双手一摊，意思是没有。他就拿过行李条在电脑里找，找了半天没有，就拿出一张表让我填。一个中国字都没有，我怎么填？

我的“翻译官”也在那个箱子里，找不到箱子没法翻译呀。不过我还是有猜谜的本事的，我听他在不断换说法，终于听到了hotel一词，我猜是问我住的地方，于是从手机里调了出来酒店的名称与地址，他点点头，打进了电脑；又听懂了一个phone，于是又把手机号给他了。什么护照号，签证号，就把护照给他抄吧。他指着一黑一白两个行李箱让我选择，我觉得好像是在问箱子的颜色，我忽然脑洞大开，想起在飞机喝的饮料，空中小姐说的是orange，我就说orange，他明白了，最后让我签字。好不容易填完了，他把表格的一联黄色的给我，示意我在hotel等phone，我说OK，就走了。

我走了十多米，眼前一亮，那是桔黄色的光芒在闪耀，我的右手边柜台里边有一个行李箱，正是老人我的行李箱呀！再定睛一看，柜台的上方也有一个和扣上易碎标签一样图案的杯子标记，我明白了，这里是易碎物品专门的领取柜台，而这里的行李都是有人送来的，并没有在滚动的行李传送带上出现，所以我没有看到它。这就是易碎标签惹出来的，有时优质服务也会引起小麻烦呢，尤其是我们这些英文盲。

更主要的是，我这个东航银卡会员，居然在国内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服务，所以我根本想不到，也许工作人员当时也用英语交代了，到专门柜台领取，可我听不懂，不知道。

在填表的同时，习惯于把责任推给别人的我，心里一直在骂这家叫什么西捷航空（WESTJET）的公司，怎么这么不负责！大约骂了有几十遍。我在国内接老板时也遇到过两次这样的情况，上次去西藏跟团，我同屋的也是行李未到，他的衣服都在箱子里，冻得够呛。我的判断，可能行李还在纽约呢。这是我在国内旅行的经验。能不怒火中烧吗？

但事实却是，行李完整无缺地到了，而且受到了特别的保护，资本主义有时好像比社会主义并不差呢。只是我不知道而已，这个责任主要在我。自己虚惊一场，还给人家带来了困扰，而且来接我朋友也白白浪费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总结一下，英语会不会，不是最大的问题，头脑里不要被固定的模式所禁锢，而且不要一事当前，先责怪别人，从自己方面多找原因，也许会更顺利。

当我坐上了朋友接我的车，风驰电掣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愉快，老头出门要学习的太多了，而吃一堑，长一智，经验更丰富了，这种收获太令人高兴了。多伦多，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