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治天下——孔子的法治理想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12）在春秋时代，“礼”泛指当时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先王之道：当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贤帝王的治世之道。《说文解字》：美，甘也。从羊大，美与善、好同意。

这段话大概可以翻译成，有子说：“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但不论大事小事只按和谐的原则去处理，有的时候也行不通。为了和谐而和谐，不用“礼”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

礼是中国独有的规范,在调整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中占有核心的地位。礼起源于迷信祭祀，包括敬天敬地敬鬼神的种种礼节和仪式，后来扩展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形成一系列有关生产、生活的制度、公约、准则、习俗、仪节等，具有不成文习惯法的性质。

 在夏、商、周三代时期,一切的行为规范都包括在礼之中,现代意义的法律完全是礼的一个部分,只是对严重违礼行为进行制裁的刑有分化出来的萌芽,刑被分化、单列，是为了威慑惩罚的需要。

 礼在中国古代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是用来帮助我们确定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判断事情的正误、解决疑虑、分辨事物的同异、明确对错的社会规范。这句话阐明了礼在古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在人的言行举止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范。为人们在判别正误、分辨是非、确定对错等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准。

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就会产生争夺和混乱，制定礼义调节人的欲望，避免纷争，保持安定。这与现代意义的法律作用完全相同。

因此，礼实际上就是当时通行的法律。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孙钦善说，礼的中心内容，就是宗法等级制度，相当于现在的宪法，克己复礼，就是用礼来约束自己，遵守等级名分而不犯上作乱。（孝悌犯上作乱者，鲜也，1·2）维系上敬下，下爱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关系的和谐稳定状态。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19）。孙先生只说对了一半，礼在当时，不仅具有宪法的特征，更兼有民法、行政法等诸法的合体。

北大李零教授在解释这段话时说，礼，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和稀泥，想方设法，把不平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至闹出乱子。

李零教授的说法比较接地气，孔子这段话，从古至今，人们的解释都只是泛泛而谈，或只触及一点，不及其余，都没有解释到最重要的核心，那就是孔子最重要的治国方略——良法治天下。

礼，就是当时的法律，无论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和谐，在孔子看来，所谓的良法就是符合社会关系的性质与状况，反映社会的发展规律，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的，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发展的礼。法律应该是对国家发展有益、对社会治理有益的，这样的法才是善法。通过良法达到大治，从而最终达到孔子所追求的社会大同。

宋代刑昺所著《论语注疏》解释这一章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先王之美道。”

清代康熙时著名理学家陆陇其《松阳讲义》发挥这一章，很有意思，大意为放荡之人痛下针砭。学者读这章书，要知谨守礼法，将身放在规矩准绳之中，方是至和，不可一毫涉晋魏风流，若嵇康、阮籍辈，真是万世罪人。知书识礼，遵纪守法，没错，魏晋风流怎么就成了万世罪人，可以想见陆陇其本人是一本正经的迂夫子，无趣的很。

钱穆先生说，若强立一礼，终不能和，又何得行？所以，礼既是严束以强人，更要于礼得和，所谓礼比和顺于人心，天下皆安之。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政治学》）“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是从法的实施的角度讲的，法律制定以后其生命力就在于得到实施，包括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自觉守法。“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是从立法的角度讲的，制定的法律应该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样的法律人民才会自觉遵守。总之，亚里斯多德的这句话是在讲良法善治问题。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孔子比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死后10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诞生，古希腊最聪明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阿基米德和韩非子只差了7岁。所以，有人说在公元5世纪前后，全人类最聪明的人一起诞生了。二人对治国方略，对法治有如此高的共识，不是偶然的，是基于对国家、社会的深刻认识，对人类发展规律的判断而做出的。

时至今日，我们回过头，再看圣贤先哲们的道德文章，唯有感慨，亲近圣贤，方得人生！

                                        ——《论语·41》